前奏:上帝保佑打败仗的人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一战硝烟远去未久,古老的德国笼罩在一片几乎毫无希望的风雨凄迷中。人们尚未来得及摆脱战败的沮丧和羞辱,严峻的生计问题就紧逼了上来。德国在战争中丧失了总人口的10%和将近七分之一的土地,换来的是每年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相当于1921年德国商品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德国拿不出这笔钱,法国就伙着比利时波兰,毫不客气地进占了德国经济命脉鲁尔工业区,是为“鲁尔危机”。正倒着霉的时候,你往往想不到有一天还能更加倒霉,于是手忙脚乱的政府采取了千古不变的饮鸩止渴老办法:增发纸币。
真正的灾难开始了。随着印刷机全速开动,1921年1月31日,世界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如同张开翅膀的死神,扑向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德国经济。美元与马克的比率从1921年1月的1:64,到1923年11月已经崩溃为1:4,200,000,000,000。如此骇人的程度,即使到今天,也只有1946年的墨西哥和1949年的中国可以相提并论(顺便说一下,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保持着这项领先记录)。
到了这个地步,德国的日常生活可想而知。薪水得按天给,要不然到了月末你会发现本来买面包的钱只能买面包渣了。发工资前大家都要活动一下腿脚,准备好起跑姿势,钱一到手,立刻拿出百米冲刺的激情和速度——冲向市场与杂货店。腿脚慢点的,往往就难以买到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都在急遽萎缩,市面上商品短缺,唯一不缺的就是钱,纸钱!没有购买力的纸币像没有生殖力的性器官,叫人想着就伤心,孩子们在街上大捆大捆地拿它们堆房子玩。1923年《每日快报》上刊登过一则轶事:一对老夫妇金婚之喜,市政府发来贺信,通知他们将按照普鲁士风俗得到一笔礼金。第二天,市长带着一众随从隆重而来,庄严地以国家名义赠给他们1,000,000,000,000马克——或者半个便士。
对于德国的悲惨境地,它一战中的对手们反应并不一致。老对头法国自然是盼着这个强邻兼宿敌越倒霉越好,在赔款问题上咬紧牙关毫不让步;苏联因为社会制度被西方排除在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割地赔款全没它的份,又刚刚跟波兰打了一场败仗,希望借助德国的先进军事经验,1922年开始就与德国秘密合作(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20年后的脚);英国秉承一贯的老奸巨猾,继续“均衡势力”品牌之大陆政策,不希望德国过分削弱而使法国坐大。小国家们有的内部爆发民族革命自顾不暇,有的在老大中间小心翼翼找个位置坐下观看演出,有机会也诈点汤喝喝。
战败者付出代价,古来皆然。历史上没事就打来打去的欧洲,利益变幻翻云覆雨,沾亲带故反目成仇,一千多年下来戏码反复,不过如此。
然而,这次的确有点不同。
现在的人们讨论一战远远没有二战兴趣浓厚,但是事实上,今天国际关系和文明准则的基础,大部分是由一战奠定的,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摧毁了传统世界的根基,而二战是一战遗留矛盾的延续和清算。如果说从前欧洲的战争是国王和贵族的战争,那么一战就是第一次现代意义上国家之间的战争,从它的政治根源、战争动员、兵役体制和战后安排上,无不体现出鲜明的现代国家主义特点。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战争成为全民对国家的事务的参与,惩罚也成为有理论依据的全民责任。这样,每个人难免要反思一下,打了这个仗,对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另外,通过一战,人类在自相残杀方面的创造力表现得没有最强,只有更强。在凡尔登的绞肉机和索姆河的坦克面前,19世纪天真的乐观情绪,对主流古典人文主义的自信土崩瓦解了。新的思潮纷纷登上舞台,直截了当,冷酷无情,与这个铁血强权的时代宾主相得一拍即合。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古老的欧洲现在到处都是打碎的坛坛罐罐,德国的巴掌挨得最响亮,然而他们要报复的并不仅仅是从普鲁士时代延续下来的那些敌人们。在这个产生过无数哲学巨人的民族,思考活动一向壮丽而可怖,短暂的痛苦过后,将化身为钢铁的洪流,无论说它邪恶还是野蛮,它是从我们自以为是的文明中生长出来的,让我们前所未闻,目瞪口呆。
完成这个过程,它需要的只有一种力量: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