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强大的秘密》 [转贴]

易水寒

周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人类历史上每个国家都有对金钱或物质的追求，很多国家都曾生产力非常的发达、经济也一度繁荣，为什么在这些富裕的国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唯物主义最崇尚物质、提倡科学。奉行唯物主义的国家应当科技最发达、经济最繁荣才对，可是也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这实际上不能单单从生产力角度解释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背后精神动力，乃是新教(即基督教)伦理。因为只有在新教的伦理精神中，才能产生“合理型资本主义”，才具有足够的生命力。

　　韦伯观察到，在经济活动中，处于老板极和管理阶层的人，以基督徒为多。而天主徒就不然了，他们不乐意接受工商业教育，从事工商业的人也少。基督徒无论作为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无论作为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都表现出合理主义倾向。但在天主徒中间则看不到这种倾向。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就是16世纪宗教改革后出现的基督教新教徒人格；尤其是当时还属于异端的加尔文教徒和跑到北美躲避西欧宗教迫害的清教徒的人格。

　　美国是清教徒创立的，美国是信仰上帝的国度，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美国是“上帝治理下的国度”（One Nation Under God）。在美国人的所有“财富”中，最令他们感到骄傲就是宗教。宗教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比教育还要大。教育只能提高个人的技能和文化素质，提高人之间的通力协作能力还是宗教。

　　美国新教的信仰完全根据圣经，那就让圣经来诠释吧。

　　首先，圣经认为受造的万物都是好的。在创世记第一章，神每逢完成一个创造阶段，都说：“神看着是好的”。这就肯定了物质的价值。它不是“空”的，而是“实存”的。它不是恶的，而是好的、有价值的。这比佛教的“万物皆空”好亿万倍！

　　其次，神造万物是为着让人享用的。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创1:29)。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创9:3)。因此，禁欲主义不是圣经的教训。

　　第三、神把物质世界交给人管理、看守、经营发展。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创2:15)。神确定的人与物的关系是：管理万物；在灾害发生后，人要负责修复工作；人的使命是作个好的看守者；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分配资源，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不浪费、不偏私，否则就有亏职守。

　　第四、圣经要人人勤劳作工。耶稣是个木匠，亲手作工；保罗是个织帐棚的工人(他可说是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在美国，没有一个人没有打过工，有的从小就做一点临时工，赚自己的零花钱，到了高中，已经很有工作经验了。大学生也大多数自己靠双手打工，半工半读，以此为荣。以倚赖父母为耻。高中一毕业就要吵着搬出去，独立谋生了。

　　第五、新教促成了现代职业观的诞生。新教职业伦理中最根本的就是上帝的召唤——calling。基督徒“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哥10:31)。新教徒觉得职业是上帝的召唤、是上帝安排的任务，将职业做好，就是荣耀了上帝、履行了天职。这样，工作就有了神圣感，工作就成了一种宗教行为。追求更多财富是为了荣耀上帝，不是为了自己的贪欲，这是最根本的出发点。将工作当作一种信仰来对待，这就是敬业精神的本源。

　　第六、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贪恋钱财就被诱离了真道(提6:7)。金钱本身无所谓善恶，只要取之有道，自可多多赚取。赚钱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使神的国得以发展。

　　美国清教徒深信勤俭致富乃上帝嘉许的美德，聚集财富一定要符合公义原则，并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向社区回馈。美国的富翁生前节俭，死后把财产献给慈善事业。资本家卡奈基，一生致力于发财致富，后来又把它全部分赠给文化事业基金。这种财富的回馈，可参见哈佛等长春名校的创办史，以及无数私立学校、医院、养老院、救济院的创办史。

　　今天的美国基金会林立，到处可以招募到义工、志工(Volunteer)，以及由许多大学毕业生、医生志愿参加的“和平工作团”(Peace Court)，都是以这种奉献精神为基础的。

　　据国际组织“世界价值调查”1990年的统计：82%的美国人至少为一个(平均2.4个)志愿公益组织提供志愿服务，这个比例在德国为68%，加拿大65%，英法分别为53%和39%……

　　1991年美国人捐出了1168亿美元，1996年则上升为1507亿美元，迄今总捐赠达到了6700亿美元。以1992年为例，全美国当年的慈善捐款共达1243亿美元，其中来自个人的达992亿美元。而最富有的美国人中20%所捐赠的钱，占了全部慈善款的2/3。据《福布斯》杂志的美国慈善榜统计，十年内美国富豪对各类慈善组织捐赠总额超过了2000亿美元。

　　《商业周刊》评选出了2000～2004年期间美国50名最大慈善家。比尔.盖茨以100.85亿美元的捐款位居该排行榜的第1名；迄今为止，他捐赠总额已达到279.76亿美元，占其净资产的58%。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夫妇排第2位，在该期间共捐赠或承诺捐赠70.46亿美元；迄今为止他们的捐赠总额已达到73亿美元，占其净资产的192%。伯克希尔.哈萨威（BerkshireHathaway）公司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WarrenBuffett）排名第3，该期间共捐赠或承诺捐赠27.21亿美元；迄今为止，捐赠总额为27.3亿美元，占其净资产的8%。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排名第4，该期间共捐赠23.01亿美元；迄今为止，捐赠总额达到51.71亿美元占其净资产的72%。据统计，这50名大慈善家的捐款总额高达650亿美元。

　　2004年2月《福布斯》杂志公布：比尔•盖茨以其名下的净资产466亿美元，排名世界首富。这位首富没有私人司机，公务旅行不坐飞机头等舱却坐经济舱，衣着也不讲究什么名牌；他对打折商品感兴趣，不愿为泊车多花几美元。他表示要把95%的财产捐出去。

　　参与宗教活动的人往往更容易参加志愿者活动和慈善活动。据统计，半数的慈善事业具有宗教性质，一半的志愿者行为也与宗教有关。75～80%的教徒向慈善事业捐献，而非教徒捐献的数字是55～60%；50～60%的教会成员有志愿者经历，而非教会成员中仅有30～35%。虔诚的信徒更愿意向教会以外的活动提供时间和金钱。

　　美国的宗教社团每年花在社会服务上的资金大约为150～200亿美元。1998年全国60%的教会宗派声称从事了社会服务、社区建设或街区组织的项目。其中，33%的教会成员支持向饥饿者提供食物的项目，18%的人提供人道主义住房项目。绝大多数（93%）历史悠久的城市教会开展社区服务，如提供食品室、自助小组和休闲娱乐项目等，而项目的受益者中有80%都不是这些教会的成员。

　　很多美国人相信教堂和犹太会堂更有能力处理城市和社区面临的各种问题。根据盖洛普的调查，57%的被调查者认为教堂在解决社会问题时优于其它机构，只有不到1/3的人认为地方商业企业、政府、政治D派是社会问题的“富有同情心和公正的”解决者。

　　美国的政坛人物，很少感染腐败，除了严格的法律与新闻自由的监督外，“服务的领导”(Servant Leadership)是源于基督教的传统。整个社会，形成了良性循环。于是，新教信仰，带动了整个文明的飞速前进。

　　马克思的学说为什么欧美没有多少人信他？因他们信上帝。马克思悲剧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无法意识到耶稣化解矛盾、融合社会、凝聚人心的巨大作用。

　　好的宗教有利于道德观的发展，它会激励人们跳出自身利益的狭隘天地。信仰指向精神性的意义，而不是现世的好处。布什在清华演讲：“95%的美国人信仰上帝，我是他们其中之一。信仰是道德的核心，能使人活出一种更高的标准。”布什讲信仰不是为了具体的好处，而是为“使人活出一种更高的标准”。基督徒信耶稣，也不是为了现实的好处，而是渴望重生得救（灵魂得到拯救），脱去罪性，成为一个像上帝那样完美的人。

　　阻止人犯罪的信仰才是真理。基督教传道口口声声指责罪人，若不悔改，绝不会让他洗礼成为基督徒。一旦做了基督徒，教会绝对不容许他再赌博、行骗，或与罪人为伍。

　　一次中欧司法合作的课堂学习中，清华大学的教师吴伟光提到一现象，丹麦近 200 年来竟没发现一起法官和检察官收受贿赂、枉法裁判的事件。欧盟国家的老师的答案是：第一是我们的新闻监督有力，一旦出问题会马上曝光；第二没有腐败的传统，基督教避免了腐败。

　　马丁.路德的话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品格之高下”。

　　可见，决定一个国家的盛衰强弱的主要因素，乃在国民道德(守法是道德问题)！国民道德高，一定能建立一个守法、和谐、公平的社会。这样才能保证民主制度的高度成功。

　　上帝是道德的化身，是秩序和理性的代表。上帝信仰的意义在于整肃人心，维护社会秩序。圣约性立宪政体的核心是敬畏上帝，以上帝的律法为绝对的尺度来建立整个法治体系。这种政体的建立绝不是靠一时的暴力革命所能成就的，也不是靠公民有选举权就能用选票来马上塑造的，最重要的是长期坚持不懈的公民道德的培养。

　　公民道德的培养靠政府的宣传是无法成就的，因为从事宣传的人往往本身就是道德败坏者，而所宣传的内容也受制于个人或政D之见的影响。只有以上帝的圣言为标准，恢复公民信仰和结社自由，通过教会训练才能促进公民道德的提升，为立宪政体奠定基础。

　　没有上帝的祝福，就没有蒙福的终极本源
　　没有上帝的律法，就没有绝对的法律标准
　　没有个人的品德，就没有依约治理的根基
　　没有公民的选举，就没有合法的国民政府
　　没有权力的分散，就没有合乎圣经的宪法
　　没有权力的制衡，就走向绝对专制和腐败

　　经济史学家North认为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道德准则，进而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经济表现又会反过来使意识形态发生变化。……这个制度不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的，是从信仰来的。是信仰和意识形态影响到人，使人认为什么行为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社会形成一个共识，就会有一个Social Sanction（社会反对和禁止）的机制。……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是世界上唯一像哈耶克说的“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的东西。

　　最好的价值系统，必是以神的真理为基础的。好的信仰是人类文明的基础，见公式：

　　基督教信仰→伦理道德→法治精神→民主政治→经济建设→科学技术

　　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民主社会里信仰是很重要的，唯物主义会腐蚀人的心灵，让人人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只关注物质享受。如果一个民主社会要长久发展的话，必须要对唯物主义有所限制，“在民主社会中，宗教的理念性积极功能更在于平衡过度的世俗取向。由于民主社会刺激物质享受的无限度扩张，有使人的生活物化的趋向，民主社会比贵族制社会更需要彼岸信仰。……民主社会的另一潜在危险是个人主义。……民主社会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情谊稀薄，最后连家庭也处于兴衰无定的状态”。很明显，宗教群体的建立有助平衡这种个人主义，宗教在美国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托克维尔说“在美国，每星期的第七天，全国的工商业活动都好象完全停顿，所有的喧闹的声音也听不到了。人们迎来了安静的休息，或者勿宁说是一种庄严的凝思时刻。灵魂又恢复了自主的地位，并进行自我反省。……在这一天里，市场上不见人迹；每个公民都带领自己的子女到教堂去，在那里倾听布道讲演，他们听到了高傲和贪婪所造成的不可胜数的害处。传教士向他们说：人必须抑制自己的欲望，只有美德才能使人得到高尚的享乐，人应当追求真正的幸福。……他们从教堂回到家里，并不去看他们的商业帐簿，而是要打开《圣经》，从中寻找关于造物主的伟大与善良，关于上帝的功业的无限壮丽，关于人的最后归宿、职责和追求永生权利的美好动人描写。美国人就是这样挤出一点时间来净化自己，暂时放弃其生活上的小小欲望和转瞬即逝的利益，而立即进入伟大、纯洁和永恒的理想世界。”

　　星期天是上帝赐给人类的，它不仅使穷人和富人在教堂里平等的听布道；而且把忏悔意识深深的注进信上帝的人的血液里；净化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敬畏生命、热爱生命；懂得感激和呵护，懂得小心翼翼地善待一切，尤其善待自然和弱势生命……

　　美国人认为：只有敬畏上帝的人，才会在世上规矩、诚实、恭敬地做人。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思.沃尔德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堂是公民美德的孵化器”。西方的伦理道德中没有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就是一本圣经文化来占领整个西方道德世界。
　　
　　宗教的道德教化还表现为对特殊群体的工作上。在监狱、无家可归者中心、戒毒所、艾滋病救助医院，以及遍及全球的美军基地中，都有牧师和传教士工作的身影。

　　离开了以基督教为主体的宗教组织与教会，美国社会的道德就无从谈起。宗教道德对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公民素质、增强社会凝聚力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华尔街日报》撰文称，“尤其是在美国的犯罪率高、文化水平低的社区，有组织的宗教成为社会文明的柱石。”

　　宗教的道德教化不是万能的，但如果没有教会、没有牧师，美国社会的情况只能更糟。

　　美国从1960年代开始，最高法院对公立学校的一连串判决，注定了整个国家的路向：1962年公立学校祷告被禁止。1963年公立学校读圣经成为非法。1970年不准读国会记录祷告辞。1976年公文上不准提及神。1979年不准对幼稚园的学生说圣诞节是谁的生日。1980年墙上不准挂“十诫”…于是，犯罪巨增，怪异迭出，人心不古，回天无力。1960年至今，美国人口增加了40%，暴力案件增加了560%、私生子增加了419%，而中学标准测试(SAT)的成绩下降了80%。自80年代中开始，可由学生主导下举办宗教活动。

　　道德问题的宗教说教不是法律，没有强制性，但却比法律更加特殊的权威性。它可从内心深处有效地制约人的行为。尽管宗教表面上不干预法律和行政，也无法左右社会舆论，但宗教通过对个人道德观念的影响，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社会的风貌。

　　或问：不靠宗教，单靠法律、制度、教育等手段，就不能建立一个优美社会吗？

　　比如在动物保护、严禁滥伐和过度开采方面，虽然在宣传、监管和打击上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收效甚微。无论科学游说还是严厉的制度，都难从根本上遏制人的贪婪欲望。

　　科技是以开发更多的使用价值为使命的，不仅未动摇功利原则，甚至还深化了它；现代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毁灭世界的灾害。为使科技不威胁人类，必须使科技服从伦理和宗教。

　　而法律是人工契约，是“人本”产物，那人就有可能随时怀疑和推翻它。

　　在社会约束力上，惟一超越科学理性和法律的是宗教信仰。宗教是神与人的契约和精神秩序，其神性尊严和权威乃天然的、无须假设或人工求证。

　　法律和制度的威严远远低于宗教威严。一个人可以不服从法律，但他很难不敬畏宗教的“善恶”观，不向心目中的“上帝”俯首。

　　在宗教浓厚的国家，对自然的保护明显优于了那些无神论的国家。　　

　　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信仰任何一种主流宗教的人，不论男女，其平均寿命均比其它人要长；他们的免疫系统功能也比其它的好；他们的血压比其它低；他们患中风、抑郁症、心脏病和产生焦虑不安情绪的可能性也比其它小；他们自杀的可能性更是远小于普通人。

易水寒

美国民主的灵魂——信仰神

　　1．公共[政府]权力来源于神圣的契约[宪法]

　　清教徒因反对英国王室的专制压迫，屡遭迫害。1606年在英格兰诺丁汉郡秘密地成立“天路客”清教小团体，他们自称朝圣者(The Pilgrims)，立了“司寇比约”(Scrooby Covenant)，发誓要顺从神及其律法，用基督的爱彼此相交。他们被国教的特务检举，而面临入狱危险。于是，他们计划前往荷兰。一位英国船长接运他们，谁知上船之后，船长却将他们洗劫一空，还将他们送官府坐牢。最后他们获释，几经波折，一荷兰籍船长把他们送往阿姆斯特丹。1608 年，他们终于一群一群地踏上阿姆斯特丹，并且停留在此一年之久。稍后，他们迁往莱登(Leyden)直到 1620 年。荷兰是一个世俗之地，主日经常受到邪恶地亵渎。他们的孩子也开始和世俗之人通婚。所以他们决定迁往新大陆。他们没有建设新社会的蓝图，他们所走的路纯粹是追求自己的信仰。为追求自己的信仰，不惜与既有的一切权威决裂。

五月花号

清教徒逃离本地英国12年之后，从荷兰乘船渡海上美洲并途经英国。1620年9月盟日，41个家庭的102名清教徒组成的移民队伍，在清教牧师威廉.布雷福德的率领下，从英国普利茅斯港乘坐“五月花号”货轮出发，驶向了大西洋彼岸。他们出发时，许多老水手都怀疑能否顺利抵达，因船是条小船，又不是航海的好季节。经过65天的博斗，他们终于看到了新大陆的曙光。在航行过程中，有一人死亡，有一新生命降生。在缺水、缺粮、困乏而新的家园已经在望的时候，船反而停了下来。他们发现自己离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殖民区相距甚远，他们抵达的普利茅斯已超出了英王的管辖范围。

　　这里不是英国殖民者特许的领地，按当时的法律规定，这批清教徒无权在此居住。因而上岸之前，船上的成年男子在低声讨论：将如何管理未来的新世界，依靠什么？领袖的权威？军队的威力还是国王的恩赐？他们决定将这个问题弄清楚之后再上岸。参加讨论的是船上的51名成年男子，他们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the mayflower compact）。

　　其内容是：“以上帝的名义，阿门。 我们，下面的签名人，是为了荣耀上帝的神明，传播基督的信仰和我们国君的荣誉而远涉重洋，立志在弗吉尼亚北部地区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而神圣的宣布：为了建立良好的秩序，保护各自的生命，我们自愿结为一个民众自治团体。为使其能更好地发展，将不时依此而制定、实施和建立对这个殖民地全体公民都最合适、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承诺服从和遵守这些法律和官员的管理。”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那些在新英格兰海岸落户的移民“并非迫不得已离开故土，而是自愿放弃了值得留念的社会地位和尚可温饱的生计。他们之远渡重洋来到新大陆，决非为了改善境遇或发财；他们之离开舒适的家园，是出于满足纯正的求知需要；他们甘愿尝尽流亡生活的种种苦难，使宗教理想获致实现。”

　　这些自称为“上帝的选民”的拓荒者，一路上遇到许多他们意想不到的困难。背后是波涛汹涌的海洋，头顶是茫茫无际的苍天，前面是孤寂可怕的荒原。他们除了向全能的上帝祈求之外，别无其他出路。布雷福德记载了他们当时面临的绝望处境，“大家如果回顾身后，就只见他们泛渡过来的汪洋大海，它如今成了千重波障、万里鸿沟，将大家完全隔绝在文明世界之外。……现在除了上帝的精神和慈爱，还有什么能够支持他们呢？”在清教徒眼中，这种种困难是上帝对他们的有意考验，也是他们迈向天国路上所遇到的必然障碍。

　　当五月花号的清教徒们登陆后，在公约上签字的41名清教徒成了普利茅斯殖民地第一批有选举权的人，这批人中有一半未能活过6个月，剩下就成为殖民地的政治核心成员。他们每年举行一次大会，通过法律，选举总督和总督助理，并在1636年通过了一套完整而详尽的宪法——《统一基本法》，对殖民地的政治结构和居民权利作了文字上的规定。1639年后，殖民地代表大会变成了殖民地议会，非教会成员的自由人也可以被选入议会。普利茅斯殖民地建立后始终未能得到王室特许状或其它批准件，而只是从后来的马萨诸塞得到了土地的赠予。五月花号公约的效力一直持续到1691年该殖民地并入到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为止。

　　五月花号公约，第一次从民众的角度阐述了国家权力的来源：国家是民众以契约的形式同意组建的，国家的权力来自于民众所出让的部分权利的集合。当时的清教改革家、论辩家罗杰.威廉斯指出：“我从这种契约中推断出……公共权力中的主权、本源和基础在人民之中。……如果这样，人民就可以建立最适于其社会条件的政府形式；显然，他们所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政府只能在人民同意的情况下，拥有人民赋予他们的公共权力。这不仅清楚地见于理性，而且见于政区的经验之中，在那里，人民并没有被暴君的权力剥夺天赋的自由。”

　　这样，契约原则演变成为美国民主的核心。在他们看来，任何人对他人都没有天然的权力，暴力不能产生权力；所以，人类社会的任何合理的权力都应建于人民之间的相互约定基础上。社会契约是神圣的。政府是神圣契约的产物，这样的统治才有合法性。

　　法律是每个社会成员协商制定的契约，不是靠权力强加于人的命令。法律的力量源于民众对国家法律公正性的认同而自愿服从，不是慑于法律的暴力；法律是为了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为了某个家族的利益而制定的。这份写在一张简陋的纸上的公约从法理上否定了君权神授的谬论，抛弃了少数人享有特权的贵族制度，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

　　这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和力量，如同一道闪电划破了专制的铁幕；受其影响，康涅狄格殖民地于1639年制订了《康涅狄格根本法》。它共分11条，包括政府的权限、官员（包括总督）的产生、选民的资格以及选举程序等方面的明确而详细的规定，被誉为世界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而且影响了母国，从而引发了英国革命。

　　五月花号公约被认为是世界近代史上的成文宪法的雏形和北美民主政体和美国宪法的起源之一；公约所确立的原则亦被视为美国精神的起源，其历史作用不亚于后来的《独立宣言》。以后卢梭根据这一史实写出了《社会契约论》，他说，“唯有一种法律，就其本性而言，必须要全体一致同意，这就是社会契约。除了这原始的契约之外，多数投票总是可以约束其它一切人”。终于酿成了一场使欧洲所有王室都感到惊悸的法国大革命。

　　首先，宗教与政治相结合、相配合、相融合、相吻合，是美国政治的突出特征，宗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发挥过和正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不论是公民、总统、国会还是法院，都与宗教息息相关；在20世纪这100年间发对外关系上，从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有近80年是以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思想理论的斗争为主体的。而在那场斗争中，宗教曾起过独特的作用。所以，美国学者认为，意识形态上的反共产主义是使美国自由主义者、温和派和保守主义者意见一致的粘合剂，特别是在精英群体里。其次，宗教是美国文化的中枢，美国文化可以称之为一种宗教文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教在美国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二是宗教持续不断地服务于美国自由主义及其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合法化。这里，我们既可以用教会宗教在各个时期的“奋兴”作用来归纳美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也可以用公民宗教在美国民族统一道德观和价值观上的作用来表述美国文化存在的基本特征。再次，宗教信仰多元化是美国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依托。克林顿总统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说：“我们拥有种族、宗教和政治上的丰富的多样性，这在21世纪将是天赐之福。那些能够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和锻造团结的新纽带的人们，将会得到巨大的收获。” 不论是宗教的多样性决定了政治的多元化还是政治的多样性决定了宗教的多元化，都证明是美国宗教与政治相辅相成的关系塑铸了美国民族和国家。美国作为一个历史上形成的多种族、多宗教的移民国家，没有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就难以体现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作为一个以基督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三位一体的基督宗教为主流的文化体制，没有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就失去了美国文化赖以存在的根基。在美国人判断人格的价值尺度中，宗教因素具有重要地位。

http://www.booktag.net/book/1a/402282.html

　　2．信仰放在首位

　　1620 年 11 月 11 日，从“五月花”号船上摇摇晃晃走下 102 人，衣衫褴褛，形销骨立。季节已是冬天，恶劣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使这批移民只能就地为营，建立一个定居点。有一多半人死于饥寒，102人中只有50人活了下来。幸亏他们得到土著印第安人的友好帮助，才终于坚持下来。印第安人给他们送来了玉米、南瓜等食品，教他们学会种植、打猎和捕鱼。1621年移民们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年，为了感谢上帝的恩惠，他们进行庆祝，这就是美国感恩节的由来。以后的冬天，也不断有人死去。

　　《五月花号公约》中的上帝，绝非作秀，而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正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在一片新大陆上建造“上帝之城”，这些清教徒们艰苦卓绝，百折不挠，即使是在登上大陆后的第一年内，因疾病、饥饿而损失一半以上的人的时候，他们也不灰心，不退缩，最终坚持了下来，他们以自己的实践为自己理想中的上帝之城做了奠基。

　　在他们中，有一个叫“哈佛”的传教士，登陆不久就操心精神问题。他说，这里谋生太难，为了避免精神上的荒蛮，从现在起，我们就应该节衣缩食，办一所大学，让我们的后代从欧洲教育的终点开始。哈佛捐出了他的藏书、财产，加上一批不满英国剑桥大学的学生和教授的加入，1636 年哈佛大学诞生了。在起初的哈佛学生手册里，第一条即明言：欲入学之新生必须通晓拉丁文与希腊文以便研读圣经。清教徒认为不管男女都要学会识字，读懂《圣经》，他们是最早在美国发展教育的先驱之一。

　　在那十六年里，几乎每年冬天都有人冻饿而死。按照中国儒家的唯物主义先后次序，仓廪足，知荣辱，知荣辱，民可教；可这些“五月花”上下来的初民却反过来了：仓廪不足知荣辱、民先教。他们在饥寒交迫时没想到发财致富，没想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想办一所大学，而且说干就干，一干就成功。

　　19世纪，美国铁路大王斯坦福家族捐出1亿多美元，要求哈佛大学给斯坦福挂个名。哈佛大学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国，哈佛大学的名不能改”。斯坦福说：“不改名，不要钱，我到西部办一所大学跟你竞争。”因此，1885年在美国出现了斯坦福大学。用人名给其它东西命名是西方的传统，没有个人崇拜的含义。哪象中国，到处都有中山路、中山公园还有中山市；……时人人皆戴毛像章，跳忠字舞，唱“忠于”歌。

　　五月花号抵达后的几十年里，天路客和清教徒一波一波地涌进新英格兰，许多清教徒采纳了天路客的思想。以致清教徒在数量上多过了天路客，最后两个团体就不分彼此了。

　　清教社会的组织，是以“教会为内涵，以契约为形式”构造的。一位殖民地的农民写到：“我们全都精神饱满，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一种没有桎梏没有束缚的事业，因为每一个人都为自己工作，没有任何的专制君主、有钱的主持或全能的上帝要索取我们的工作成果”。
1630年麻萨诸塞首任总督约翰.温索洛普(John Winthrop，清教徒牧师）于横渡大西洋时在亚贝拉号船上发表了表明移民新大陆宣言说：“这次目的，就是与神默契去完成建立‘山上之城’的使命。……我们同主订立了公约来完成这一使命，我们受命而来。主授命我们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如果主高兴听到我们的心声，让我们安全抵达我们的‘乐土’，那么主就批准了公约，授予了我们这一神圣使命…”。

　　这个宣言引用《马太福音》说，“我们要成为建在山上的城，全世界的人都将瞩目我们”。所谓“山上的城”，是指照亮世界、成为世界之光的城，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对他的弟子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建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在这里，光是指带给人光明和福利的意思，是耶稣对信徒们提出的使命和要求。清教徒们要建立的“山上的城”，就是要成为世界之光的城，也就是说，清教徒要把新大陆建设成为世界的光，成为引导全世界走向光明的光。

　　1630年代麻州海湾区人口增加到9千人。1643年各殖民地的代表们第一次聚集签署了新英格兰盟约。盟约说：“我们来到美国只有同样一个目标，就是要拓展主耶稣基督的国度”。

　　1698年，马萨诸塞湾、普利茅斯、康涅狄克和纽黑文等清教徒殖民地的教会召开了第一次宗教会议，通过了《剑桥宣言》，明确了教会自治的原则，主张教会可以由信徒参加管理，牧师由信徒民主选举。这种具有民主色彩的教会管理模式主要是为了克服英国国教集权体制的影响，但它对后来美国政治制度产生了影响。

　　早在殖民时代的新英格兰，牧师是公职人员，是由全镇成员推选出来的。虽然不同意见日益得到宽容，但正统的地方教会仍是社区生活的中心。每年的选举日都要搞一次布道活动。新英格兰的“地方自治主义”尊崇的是秩序和谐；这些价值都集中体现在“终身牧师”(Sett1ed minister) 的形象上。“终身牧师”既是社会共同体基本戒律的维护者和规定者，又是维系公众的个人价值和品行的强制者。

　　3．法律至上

　　托马斯.潘恩（1737—1809），美国开国前后的重要启蒙思想家，1737年出生于英格兰的诺福克。1774年，37岁的他仅怀揣着一封富兰克林的介绍信，移民北美。1776年，潘恩匿名发表了他那篇惊世骇俗的小册子——《常识》。在这本不足50页的小册子中，他宣称下面这些真理如常识一样自然可信：

　　1）“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产生的。……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但说到政府，即使是它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而一旦碰上它最坏的时候，它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

　　潘恩还认为，尽管政府是基于人性的邪恶而产生的，但政府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政府有它自身的功能和作用，“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造福”。潘恩设想建立一种“对内行使职权的文官政府”，他甚至提到了要征收遗产累进税，以此来对财产进行再分配。政府不是一个被动的“守夜人”的角色，相反，是可以成为不断地增进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的积极有为的政府。而且，这样的政府必定是主权在民的政府。

　　2）“把一个人的地位硬生生地抬高到超出常人老大一截，这种做法从自然的平等权利的原则来讲是毫无根据的，也不能从经典中找到任何依据。”

　　3）“有人说，北美的国王在哪里呢？朋友，我要告诉你，他在天上统治着，不像大列颠皇家畜生那样残害人类。如果庄严地规定有一天要宣布宪章，希望我们甚至在世俗的德行方面也不要暴露出缺点来。让发表的宪章以神祗和《圣经》为根据；让我们为宪章加冕，从而使世人知道我们是否赞成君主政体，知道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因为，在专制国家中国王就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也应该成为国王，而且不应该有其他的例外。但为了预防以后发生滥用至高权威的可能，那就不妨在典礼结束的同时推翻国王这一称号，把它分散给有权享受这种称号的公民。”“组织我们自己的政府，乃是我们自然的权利。”

　　此书一出，震聋发聩，犹如雷声和闪电划破北美漆黑的夜空。不到三个月，发行12万册。当时200多万北美居民中几乎每一个成年男子都读过或听人谈过这本小册子。当时许多乡村茅舍，每家拥有一本藏书，那自然是《圣经》。可如果家庭还有第二本书，那肯定是《常识》。挣脱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中，在许多大陆军士兵的背囊里，都有一本读得皱巴巴的《常识》。华盛顿坦诚《常识》“在很多人心里，包括他自己在内，引起了一种巨大的变化”，改变了怀有妥协倾向的华盛顿、富兰克林等人的意志。半年后，《独立宣言》发表。

　　《常识》后来被列为改变世界的十本书之一。200多年后的历史学家说，“《常识》一书把国王和议会的权威撕成了碎片，……从那以后，除了《汤姆叔叔的小屋》外，在美国，再也没有一本出版物曾发生过那样大的反响。”

　　“法律就是国王”，不仅是潘恩对自由国家的真义的一种诠释，也是反映了他所期待的政治权威受制和服从于法律的理想。在他看来，欧洲君主专制政体下超越法律的一人之治是荒唐和可怕的：“大炮是国王们的律师；判决讼案的不是司法权，而是武力”。“专制主义在法国这样一个国家已历史悠久，它不单属于国王个人。专制主义到处都有它的标记。每个机关和部门都有它建立在习俗上的专制主义。每一个地方有它的巴士底狱，每一个巴士底狱都有它的暴君。”要避免这种国王及代理人就是法律并由此产生的暴政，惟一的办法，只能实行相反的原则和制度，即让法律成为国王。

　　那么，如何实现“法律就是国王”呢？潘恩认为，以共和政体为基础的宪法至上和遵守法律是关键性的制度保障。潘恩指出：“一个国家照理应当有一部宪法来指导它的政府。”宪法的任务就是指导政府，包括控制和约束政府。“宪法不仅是一种名义上的东西，而是实际上的东西。宪法是一样先于政府的东西，而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一国的宪法不是其政府的决议，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决议。……它包括政府据以建立的原则、政府组织的方式、政府具有的权力、选举的方式、议会——或者随便叫别的什么名称的这类团体的任期、政府行政部门所具有的权力。总之，凡与文官政府全部组织有关的一切以及它据以行使职权和受约束的种种原则都包括在内。”

　　潘恩因此反对君主制、贵族制、世袭制，推崇共和政体。在他看来，代议制始终同大自然的秩序和规律并行不悖，并且在各方面与人的理性相适应；代议制把大量关于政府问题的知识普及全国，从而扫除了愚昧，杜绝了欺骗。在代议制下，随便做那件事都必须把道理向公众讲清楚，每一个人都是政府的经管人，把了解政府情况看作是他份内之事；最重要的是，他从来不采取盲目服从的那种奴才作风。
潘恩，这位“自由的使者”，毕其一生都在为民主革命呐喊鼓吹。“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家。”秉持这一行动逻辑，潘恩辗转于英、法、美三国，投身两次大革命，参与起草了《人权宣言》，为自由、为人类的解放不停地斗争。

　　潘恩在他的另一本书《理性的时代》(The Age of Reason)中郑重宣告：“我相信一位上帝，再也没有第二位；我盼望在今生之外(Beyond this life)的幸福。我相信人的平等；我相信人的宗教责任在于笃行公义，喜爱怜悯，尽力使被造的同类们幸福”。

　　1807年，就是死前的两年，他说：“我认为我自己在上帝的手中，在我今生之后，他会一如既往地用他的公义和慈爱对待我”。1809年6月8日清晨，潘恩在纽约的黎明前死去。

　　潘恩不仅生前没有享受帝王将相那种高大豪华的宫寝，死后连尸骨都荡然无存。但是正如一位诗人所言：有的人活着，但他却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他却活着。在人类社会的法治进程中，潘恩矗立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这是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高峰。

易水寒

美国历史证明民主政治制度的根基是基督教

　　1620年五月花号公约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契约性文件，在美国政治思想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个公约4次提到神，1次提到基督；公约虽短，但却宣示了殖民地的目的、政治实体的基础和殖民地政府的权力。公约援引上帝的旨意为其存在的根据，上帝的意志是高于一切的神圣法律，是一种不容怀疑的对全体清教徒的神圣约束，是世俗政府的法律基础。

　　1776年独立战争时，美国共300万人，98%的是新教徒；1.8%是天主教教教徒；0.2%是犹太教徒。革命军里半数以上的士兵和军官是长老会教徒。长老教会反对独裁与所有的君主制度。詹姆斯一世说：“长老会反对君主制度，就如神对魔鬼的态度一样”。长老教会的政治概念是：人民拥有神所赐的天然、不可让渡的权利，政府是人民之间所立的契约的产物。

　　派屈克.亨利是美国革命发起人之一，他说：“除了诉诸武力并依靠万军之神, 我们已别无选择。但我们不能独力打这场仗，有一位公义的神在主宰地上万国的命运。这场争斗并非只有强者能参与。生命可贵, 和平可悦, 但一定要我们被捆锁被奴役才能获得吗？全能的神啊！这万万不可。我不知别人如何，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

　　北美人民对英国不公义统治的反抗，是根据圣经原则恢复公义的合理行为，因此所有基督徒投身于独立战争乃是符合正义的事业。当时签署《独立宣言》55人当中有52人是正统而虔诚的基督徒，其中就有著名的长老会牧师、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约翰.威瑟斯庞。

　　美国独立宣言的书面宣言是“没有王，只有耶稣是王”(No Kings but King Jesus)！《独立宣言》开头说：“在人类历史事件的进程中，当一个民族有必要解除其与另一民族相连结的政治桎梏，并按照自然法和上帝的意旨在世界列强中取得独立与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真诚与尊重，要求他们必须将不得已而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被造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他们中间建立了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独立宣言》阐述了上帝、人民和政府的关系如下：1）上帝创造了人，人创造了政府；人的创造者并不创造政府；2）上帝创造了拥有平等权利的人，上帝没有事先创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3）人人平等意味着没有人自然地拥有统治他人的权利，即使他们事实上比其他人更强；4）上帝并不直接保障人的权利，而把建立政府、保障权利的工作交给了人；5）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人民的同意，除此之外别无渊源。

　　有人说：Laws of Nature and of Nature's God，特地在“神”之前以“自然”修饰，以表明他们所说的“神”与“自然”等价。驳：这简直是胡说。如果说“我的书”，能推出“书”与“我”等价吗？无神论狂妄自大，自认为比上帝伟大，不把神放在眼里！在希伯来语中，造物者专指上帝；英语中的造物主也是指的上帝。

　　中国最具学术性的商务印书馆，在刊行美国《独立宣言》时，竟将造物主加上引号，将上帝译成神明，将“人人被造平等(All men are create dequal)”译成“人人生而平等”。当权者绝不愿意让中国人知道自己是在“被上帝所造”时享有平等的。

　　当年美国的缔造者们尤其是杰佛逊，在考虑民主制度和人权理念所赖以成立的根据时，曾煞费苦心。若说人权是基于理性和道德共同讨论的结果；那么，通过人们的共同讨论就可以将它们推翻。若说不能被推翻，那就一定有一个超越于人的理性和道德之上的权威，这便是上帝。上帝带着永恒正义扎根在人们的心中，是人权的力量源泉。
惟有以上帝──永恒正义和绝对公义的名义，而不是以人民的名义，不是以人的理念和德性的名义──只有当我们自己真正信神，且对此深信不疑的时候──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美好的东西，才是真正靠得住的；才不致被人的根深蒂固的罪性和有限性所侵蚀、遮盖。民主并不仅仅是一种公平的制度，民主是一种来自对上帝的信仰。

　　独立宣言签署之后，国会立即议决为全国民众进口了2万册圣经。1777年11月1日美国建国元勋们在一篇感恩宣言中声明：“鉴于顺服全能之神的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他们可以一起忏悔他们多重的罪恶，正是这些罪恶使他们失去了神的恩典。他们谦卑、真诚的祈求或许会使神，通过耶稣基督赦免、洗清他们的罪过，保佑这些州的政府，以宗教的手段来发展这个存在于圣灵之公义、和平和喜乐中的国家。”

　　1787年国会通过《西北条例》道：“宗教、道德和知识，对良好的政府及人类的幸福是很重要的，学校和教育部门应永远鼓吹它们。”当时设立学校是为了教导宗教、道德和知识！

　　《美国的神和国家》(America's God and Country)的编辑费德拉(William Federer)对撰写宪法的人作了一番统计：“属于圣公会的人有29名，属于加尔文派约有16-18名，2名是循道会，2名是路德派，2名罗马天主教徒，1名游走在贵格会和圣公会之间，1名是公开的自然神论派——这位是富兰克林博士，他参加各式各样的基督徒崇拜，当众公开祷告，并对所有的教派做出许多贡献。”

　　当美国制宪会议意见纷繁，难以妥协、难以整合时，本杰明.富兰克林发表了著名的演说道：“阁下，我已年迈，但我活得越久，就越相信一项真理——神掌管人间万事；如果一只麻雀离开他的看顾，就会掉在地上，一个帝国没有他的帮助岂能兴起。我们坚信圣经所言：‘若非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便枉然劳力’。我相信，没有神的帮助，我们所完成的政治实体将不会比巴别塔好到那里去。”他要求在起草美国政府的宪法时，每早开会之前，先向上帝祷告，以祈求全能者帮助为开始。富兰克林平时看起来对宗教并不虔诚，他如此提案，是因为他确实看到了人的尽头和有限性。

　　1787年美国宪法第七条提到“上帝”云：“本宪法于我主纪年一千七百八十七年，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后第十二年的九月十七日，在制宪会议上由出席各州一致同意而制定”。

　　也许有人说，这不过是一个技术性的日期表述，应没有更多的含义。但不应忘记，这部宪法是在近四个月的时间里，由一些非常审慎的立法者深思熟虑、反复争辩、字斟句酌制定出来的。宪法制定者正是在这样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地方，悄悄记下了他们对上帝的信靠。
美国宪政思想史权威弗里德里希（Carl J.Friedrich）说：西方的自由宪政，从头到尾就是以基督教为主要思想背景的。只有基督教人性观念才能引出下面这一结论：现代宪政的制度设计重点就在“人权保障”上，尤其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而人权得以保障，就必须实现“有限政府”。这种信念源于“人的原罪”。

　　美国宪法签署人之一，麦亨利(James McHeny)说：圣经“可以独立保障社会秩序和和平，并给予我们公正的法院、政府的宪法一份纯洁、安定和有所助益的安全感。没有圣经，我们只会徒劳无功地在宪法之外制订越来越多的法律规章”。

　　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时发现：在各国立法中都有法学专家或富有修养的权贵立法，“然而在美国，立法的正是穷人，而他们在这方面通常总是考虑社会的最大利益。”他们按圣经立法，人人都熟悉圣经，清教徒牧师经常传讲上帝的律法，所以即使穷人也可参与立法。他承认：“在美国，启发民智的正是宗教，而将人导向自由的则是遵守上帝的诫命。”

　　人民如果不守法，法律再完美也没有用。美国人比较守法，在有“停”的路标前，一定停车再走，无论有无警察在场，也无论有无其它车辆，或是深更半夜。在旧金山大地震时，人人急着回家救灾，车队大排长龙；因断电没有红绿灯，也没有警察指挥交通，但人家都按规矩轮流通过，没有人抢路，也没有人按喇叭。这情况如果发生在中国，…

　　大致来说，美国社会比较公平合理，到任何公私机关办事，只要合法，绝不会被故意刁难，更没有听说索取红包的事。人在任何地方都受到尊重，活得有尊严，这才是美国最吸引人的地方。美国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在于国民信仰神。因为有了信仰，才会秉公守法；才产生好的政府官员；才能实行民主法制；才能促使百业振兴、经济繁荣；才能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才能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

　　如果你参加过美国的教会活动，就会明白美国之所以能够实行民主，决非偶然。教会中的重大决策，莫不是透过民主程序制订。教会的每一个团契，其人事、经费、活动，亦皆是透过民主程序决定。一切公开化、透明化、制度化，组织严密，规章详尽，有条不紊。

　　美国教会既发达，而美国的宪法精神又以圣经为蓝本，政治制度与教会行政制度，几乎近似得像双生子。可以说，美国实行民主制度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美国人从小在教会受训练，走进政府以后，把教会所学习的运用在国会即可。

　　1945年费孝通说：美国人信奉的耶稣是一个舍己为人的象征：他同情人生的不完全，他为残杀他的人求赦免，不讲报复；他把自己的爱扩大到了整个人类，甚至包括残杀他的人。在这种宗教里才有牺牲精神。

　　基督信仰不仅是一种观念活动，更是一种组织活动和制度建设活动。梁漱冥说：教会的集体生活培养了人们的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和法治精神。

　　美国文化是一种基督教文化，从总统到公民，绝大多数美国人心中不能没有上帝，手中不能没有《圣经》。自殖民地时代以来，美国宗教起到了凝聚民族心理、统一民族道德准则的作用。与其说美国宗教是在不断的世俗化，不如说美国政治是在不断地神圣化。

易水寒

美国人对上帝的信仰

　　美国之所以没有独裁者，是因为美国领导人都有宗教信仰！美国建国二百年来共有43个总统，全部都是上帝的信徒。

　　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他在总统在就职典礼上，亲吻《圣经》，手按《圣经》宣誓，并在正式誓词之外，另说了一句“我宣誓，我祈求上帝的保佑”。以后历届总统都将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就职，就职宣誓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愿上帝帮助我！”并在就职演说中祈求上帝的保佑。总统宣誓就职典礼上台上都有牧师。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是第一位迁入白宫居住的总统，他曾经志愿做一名全职的基督教牧师，为此进了哈佛大学专修神学。在总统府迁入白宫后，亚当斯下令在正式的餐厅刻上祷词：“我祈求上帝，将最好的祝福赐予这座屋子和以后居住在这里的每个人，但愿唯有诚实睿智的人永远在这屋檐下治理！”这个祷告词至今刻在白宫的餐厅上。

　　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798年10月11日对军队的演讲道：“贪婪、野心、报复、放纵，如同鲸穿透鱼网一样，将摧毁我们宪法的基石。我们的宪法是为有宗教信仰的人民制订的。对其它人的政府而言，是完全不够的。”在他看来，美国的法律只能约束信基督教的人们。1811年8月28日亚当斯记录道：“对共和体制、对所有自由政府、对所有政府管理之下的社会福祉，乃至对全人类来说，宗教和道德都是唯一基石。”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说：“我没见过比基督教更好的道德”；在他那本读烂了的圣经首页上所写的话是：“我是一名真基督徒，换言之, 我是一个谨守耶稣教训的门徒。我深信整个国家将与造物者联为一体，最好也与耶稣的纯粹教训合而为一。”

　　在托马斯.杰斐逊（1801-1809）和詹姆斯.麦迪逊（1809-1817）当政期间的华盛顿，每到星期天政府便成了教堂。杰斐逊在就职的那一年便开始在众议院参加礼拜活动。杰斐逊在其整个执政期间一直允许在行政部门建筑内作礼拜。福音宣讲活动也出现在最高法院的法官办公室内。杰弗逊说：“我的确反对基督教的败坏面，但绝不是针对耶稣本人的。我是一个信靠耶稣的基督徒。……上帝赋予我们生命，也赋予我们自由。这是神的恩赐。自由不能侵犯，否则会触怒上帝。”

　　麦迪逊仿效杰斐逊，与骑马去国会做礼拜的杰斐逊不同，他乘坐一辆四驾马车。杰斐逊和麦迪逊通过在政府建筑内参加礼拜，有心和特意地向作为共和政府精神支柱的宗教表示象征性支持。詹姆斯.麦迪逊说，“我们远没有将美国文明的前途押在政府权力上。我们将我们所有政治机构的前途押在了人类自治能力上，押在了我们每一个人按照神的“十戒”管理自己、约束自己的能力上。”

　　美国第六任总统亚当斯说:“我们的宪法是为有信仰的人写的”。他在1821年独立纪念日演讲道：“美国是矗立在山上的烽火。今后也将是永久的、唯一的、光芒四射的、矗立着的烽火，山下的居民必定仰望此烽火，祈望慈爱的救赎之光。”

　　詹姆威廉麦金利 (William McKinley) 曾经发动了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将美国的国土延伸到了中国门口。麦金利是卫理公会教友，他说“我相信基督的神性，并认为基督教是世界文明最强大的因素。”麦金利也是位被刺杀的总统，在遇刺中弹后，要求善待刺客，临终前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愿他的旨意成就”。

　　西奥多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绰号“强人基督徒” (muscular Christian)。因他更倾向于“因行为称义”的教义，竭力推崇靠行为得胜。他说：“我相信《雅各书》， 基督徒不能只单单听道，而且要行道”。罗斯福坚持去归正会教堂 (Reformed Church)做礼拜。在罗斯福时代，美国铺设了贯通大西洋底的海底电缆，并着手始建设苏伊士运河。罗斯福也是美国总统中的少有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是长老会信徒，他多次表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上帝庇佑的美国负有全球性使命。这种使命感使他在政期间提出著名的“威尔逊十四条”。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国际联盟，即联合国的前身。

　　1945年，被认为最强调世俗的罗斯福总统在第四次就职演说中也把上帝摆在美国事业的首位，他指出：“全能上帝……赋予我们的国家一种信仰，在一个苦难深重的世界里，这种信仰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希望。”

　　哈里杜鲁门是个浸礼会的信徒。杜鲁门在1952年签署了设立全国祈祷日的国会联合决议案。杜鲁门在口袋里随身带着自己的祈祷文。它的开头是：“全能永恒的上帝，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帮我为人正义，帮我思考正义的事，帮我采取正义的行动，就因为是正义的。让我在诸事中真诚、诚实和正直。”

　　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说, 宗教是“美国自由的根基和力量的源泉”。

　　1961年1月，约翰.肯尼迪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说，“我们的先辈为之奋斗的那些革命信念，在世界各地仍然被争论；这个信念是，人的权利不是来自国家的慷慨，而是来自神的恩赐！”；“我们将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承受任何负担，排除各种艰难，支持所有朋友，反抗一切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与胜利！”；“让我们团结一致，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听从以赛亚的号令，‘解下沉重的锁链，让被欺压的人得到自由’！”

　　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三个与宗教有关的问题：第一，他相信上帝的存在和国家赋予他的使命；第二，每个人享有的各项权利是上帝所赋予而不是国家给予；第三，他指出了所有人的职责，特别是美国人的职责，就是在世界上完成上帝所赋予的使命。

　　美国第38任总统福特（1974）说：“若没有上帝，就没有美国这样的政府，也没有美国式的生活。‘认识上帝’是对‘美国主义’最根本、最基础的表达。美国的建国者们看见了这一点，也正是因为有上帝的帮助，这样的‘美国主义’还将持续下去。”

　　美国的国歌《星条旗永不落》是因作者在1812美英战争之初，看到国旗在英军的进攻下，依然高高飘扬而心潮澎湃，触景生情，一气呵成的。1931年美国国会定其为国歌。

　　搜索遍大陆的网站，没有美国国歌的全文翻译，而且把信仰上帝的话全部删掉。下面是美国大使馆网的翻译。

http://www.usembassy-china.org.cn/infousa/AmReader/GB/p99.htm

　　哦，你可看见，透过一线曙光，
　　我们在暮色将尽还自豪为之欢呼的旗帜，
　　是它的阔条明星经过艰险的战斗，
　　依然迎风飘扬在我军碉堡上。
　　炸弹在空中轰鸣，火箭闪着红光，
　　一整夜都成为我们国旗依然存在的见证，
　　哦，那星条旗是否还飘扬在
　　自由的国土，勇士的家乡！
　　………
　　哦，当自由的人站在可爱的家乡，
　　面对战争的创伤，
　　愿星条旗也像这样长久飘扬，
　　愿上帝拯救这片土地，
　　赐予和平和胜利。
　　赞美那创建和保存我们国家的…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我们一定能战胜。
　　我们座右铭是：“信奉上帝”！
　　星条旗在胜利飘扬，
　　飘扬在自由的国土，勇士的家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风行一时的军歌：《赞美上帝 传递弹药》
　　炮手倒下，一颗子弹决定他的命运，
　　炮手倒下，接着他的副手捐躯。
　　随军牧师一跃而起，瞅一瞅士兵兄弟，
　　他自己在大炮旁就位，放下圣经，
　　大声喊道(合唱)
　　“赞美上帝，传递弹药！
　　赞美上帝，传递弹药！
　　赞美上帝，传递弹药
　　我们将永远拥有自由！
　　赞美上帝，把炮口对准目标。
　　再不能坐在一边祈祷。
　　赞美上帝，我们都站在地狱
　　和蓝色海洋的深渊之间!”
　　是呵，随军牧师句句在理，
　　你们应该相信
　　他也是个操炮的好手，
　　大声喊道
　　“赞美上帝，我们正肩负伟大的使命！
　　开船啦，我们可不是去撒网捕鱼。
　　赞美上帝，传递弹药
　　我们将永远拥有自由！

　　小布什总统说：“对于世界来说，美国最伟大的象征是自由女神。女神手持两样东西，她一只手高举着自由明灯，另一只手拿着法典。”

　　自由女神像高46米，底座高45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纪念性建筑，其全称为“自由女神铜像国家纪念碑”，正式名称是“照耀世界的自由女神”。总重量达225吨。铜像内部的钢铁支架是由建筑师约维雷勃杜克和以建造巴黎艾菲尔铁塔闻名于世的法国工程师艾菲尔设计制作的。1884年7月6日，自由像正式由法国赠送给美国。1886年10月中旬，自由神像的建立终于全部完工。10月28日，美国总统亲自参加自由神像揭幕典礼并发表了讲话。

　　女神双唇紧闭，头戴光芒四射的冠冕，身着罗马古代长袍，右手高擎长达12米的火炬，左手紧抱一部象征《美国独立宣言》的书板，上面刻着《宣言》发表的日期“1776.7.4”字样。脚上残留着被挣断了的锁链，象征暴政统治已被推翻。花岗岩构筑的神像基座上，镌刻着美国女诗人埃玛•娜莎罗其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

　　不似希腊那举世文明的铜像，
　　拥有征服疆域的臂膀；
　　屹立在这浪拍夕照之门的，
　　将是一位高擎火炬的伟岸女人
　　——火焰凝聚闪电，
　　她是“流亡者之母”。
　　从她燈塔般的手臂间闪耀着面向世界的召唤；
　　她宽柔的目光洒落在连接双城的海港。

　　“古老的大地，永保你们历史的辉煌！”她呼喊
　　用缄默的双唇：
　　送给我
　　你那些疲乏的和贫困的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
　　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遗弃的可怜的人群
　　你那无家可归饱经风波的人们
　　一齐送给我
　　我站在金门口
　　高举自由的灯火

　　1892年在判决三位一体论时，高等法院事实上查阅过和美国这个国家建立时相关的几千份文件，包含每一州的宪法以及至1776年前的所有盟约和法院所有各种不同的判决。最后，他们说：“我们的法律和制度必须基于能具体表现人类救主的教导，否则别无他路；在这个意义和范围内，我们的文明和制度都在强调基督化……这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这也是历史的事实。从发现新大陆到现在，……到处只清楚地听到一个同样的事实……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座位上方的石头上，就镌刻着《圣经》中的十诫。

　　1925年美国的中学教师约翰T.斯科普斯因讲授进化论而被指控违反田纳西州法律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被判有罪。这一事件以“斯科普斯审讯案”为名而载入史册。

　　一个国家的座右铭，反应一个国家的特征和民族的精神。1956年7月20日，国会在美国《联合决议》法案中，把“我们相信上帝”（In God we trust）作为美利坚合众国全国性的正式座右铭，美国政府办公大楼上都刻着这句话。林肯被刺之前签发的最后一个法案，是在硬币的一面刻上“我们相信上帝”（In God We Trust）的字样。1955年，国会通过一项法案确定把“我们信赖上帝”这一短语印在美钞上。1957年版的美钞上就出现了“我们信赖上帝”。美国人以上帝之名起誓，证明美钞的信用。

　　美国的“爱国誓词”说：“我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以及它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国家，归上帝主宰”。在法庭作证，要举手向上帝宣誓；在庄重仪式上不忘说God bless America（神佑美国）。

　　1968年12月，美国阿波罗8号的3位航天员首次冲破地球的引力进入月球轨道。圣诞节清晨他们在太空中轮流朗诵《创世记》一章1～10节。美国邮政局为了纪念这次飞行曾发行纪念邮票，邮票图案中央赫然印着四个字“In the beginning God……（起初，上帝…）”。
1969年7月20日10时56分，阿波罗11号的航天员阿姆斯壮的左脚踏上月球，实现了人类登月的梦想。他和另一位航天员艾德林在月球表面漫步两个多小时，艾德林在月球上通过卫星转播站向人类发出呼吁：“无论你在何处，请暂时停下来，向上帝表示感谢！”他们朗诵《诗篇》第八篇的诗句：“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然后将《诗篇》第八篇留在月球上。

　　1982年10月4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授权并要求总统将1983年定为全国“圣经年”。决议说：“鉴于《圣经》——上帝的话语，对美国成为一个独特、蒙福的国家、民族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鉴于源于《圣经》的深刻宗教信仰曾经启发了我们国家早期的定居者；鉴于《圣经》的教导激励出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之公民政府的思想；鉴于我们许多伟大元首——包括华盛顿总统、杰弗逊总统、林肯总统、威尔逊总统都极大地赞美《圣经》对美国的非凡影响，如杰克逊总统曾说：‘《圣经》乃是我们建立共和政府的基础。’鉴于我国历史清楚地显明，个人、家庭、社会自愿运用圣经教导所带来的价值观；鉴于通过《圣经》能更新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和对他的信心，增加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力量；所以现在众参两院通过决议，授权并要求总统将1983年定为全国‘圣经年’，一次肯定《圣经》曾对我国的影响，以及我们的国民需要学习、运用圣经的教导”。

　　2004年6月14日，在美国“国旗日”那天，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保留国旗效忠誓词中的“在上帝之下”（Under God）这句话。

　　美国宗教的巨大活力

　　美国基督教在结婚、离婚、人工堕胎、儿童劳动、社会保险、教育、法庭、监狱、广播和电视等方面，直接享有一定的管辖权。美国人一生中最重大的几件事——出生、成年、结婚、死亡，都由宗教提供习俗与礼仪。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每一届会议都是以来自华盛顿的牧师轮流主持的祷告开始，两院都设有专职牧师为议员们服务。每届会议期间，国会议员还组织祈祷文与《圣经》研读小组进行活动。许多州议会也有类似的安排。

　　白宫、国会、国家立法机构和军队中都有自己的牧师，这些牧师的工资都包括在政府的预算之内。美国军队中有牧师，他们从军队领取薪金，享有军官的权利。1983年，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确定牧师(Chaplain)为合法概念。

　　在许多公、私机构，如医院、监狱、警察局、消防队、夏令营、机场，以及爱国者和退伍军人协会中，都雇有专职或兼职的牧师提供宗教服务。他们为学生和教职员、医生和病人（特别是那些临终的人）、警察及消防队员、夏令营营员及工作人员，以及旅游者提供宗教服务。有的牧师在礼拜堂（校园中的大教堂、医院和机场的真信默祷室、建在兵营的常青树丛中的小教堂）中举行宗教仪式，另外一些牧师则是在校园、走廊或操场提供宗教服务。

　　如今的美国，基督教组织还发展到监狱和银行，大企业雇佣企业牧师。美国人工作繁忙，没时间上教堂，于是“工场教会”应运而生，祷告重新成为时尚。在公司，老板是牧师，同事则聚在一起祷告；到银行贷款，客户会跟银行职员一起祈祷。教会还渗入政府机构，比如联邦疾病控制中心也组织了“工场教会”，还把“没得到拯救”的雇员作为发展对象。

　　据美国学者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的调查，20世纪末，由2/3的美国人从属于某个宗教组织，而只有1/5的人从属于工会或商会。

　　美国人花在宗教上的时间和金钱远比花在体育方面的多。例如，1990年，美国人观看职业或大学橄榄球、棒球、篮球、冰球、拳击、赛跑（赛马、赛狗、汽车赛）、网球、足球以及摔跤等项目的比赛为3.88亿人次，而出席宗教活动的人次则为52亿，13倍于观看体育比赛的总人次。1992年，美国人贡献给宗教事业的资金总额为567亿美元，14倍于花费在棒球、橄榄球和篮球这三大联赛上的40亿美元。
美国一位大法官讲，美国成功的基础就在宗教、教育和法律。据介绍：《圣经》始终是美国最畅销的书，年销量900 万册左右。每家每户大多备有一本《圣经》。世界上印行最多、销售最广的书是圣经，1988年就销售五亿八千五百多万本。世界上译本最多、注释最宏广的书仍是圣经。到1998年底止，全球共有 2212种语言的圣经译本。圣经是全球影响力最大、感动人最深的一本书。至今没有任何其它的书籍可与之比拟。圣经是基督教的中心，更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一个基督徒每天应从中吸取生命的能源；不是基督徒，也应该认识这本震撼古今中外的奇书，了解它是如何影响人类文明、历史的进展。

　　大约有11%的美国中、小学生就读于私立学校，在这近500万就读于私立学校的中小学生中，85%的人上教会学校，其中，50%多的人在天主教教会学校就读。在教会学校就读的学生人数之多令人惊讶，因为把孩子送进这类学校，家长必须付两份的钱：一份是缴纳与其它家庭一样的税款以支持公立学校；另一份则是缴纳学费，这笔费用在不断增加。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以及犹太教走读学校的注册人数一直呈上升势头。

　　每当周日来临，虔诚的基督徒总要带着子女到教堂做礼拜，孩子们要去教堂开办的主日学校。主日学校系统地讲授宗教知识与宗教道德。从学龄前到高中，主日学校根据孩子的年龄，分成不同的班级。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主日学校，主日学校是教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美国儿童与青少年道德观的形成影响最大的，除了家庭之外，就是主日学校了。

　　美国人口不到全球5%，但美国的产值却占全球的43%，科技产品占40%，研究和发展的成果占50%，美国诺贝尔奖的人数占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70%以上，截至2003年美国共有27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世界主要的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资金来自美国。军事占世界的近一半。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获得者中有1/3的美国人……

　　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教育和文化最发达的、科技和经济最发达并有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的国家，美国已成为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有大量富人捐款办公益事业的国家，美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有吸引力和包容性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已成为近两百年来世界上内战和内乱最少的最稳定的国家，美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开放的流动性最大的国家，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民主与法治程度最高的国家。

　　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强，和多数美国人信宗教有关。所以说，是宗教意识决定了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和经济的表现，不是“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的。

　　古罗马的统治者屋大维用自己的钱修建庙宇、水道、剧场；小普林尼遗赠给城市的财产达一百几十万塞斯脱；许多巨富竞争市政官，用私款建图书馆、浴场等设施。

　　2002年布什在清华大学演说道：“我国许多公民主动捐出自己的金钱、自己的时间来帮助有需求的人。美国的同情心已远远超越了我们自己的国界，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我们对世界各地人们的援助居于世界首位。很多美国人都主动的抽出时间为其它人提供服务，几乎成年人中的一半人每周都拿出时间使得他们的社区办得更好。他们辅导儿童、探访病人、照顾老人，并且帮助做许许多多数不胜数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国家一大优点。人们主动地承担起责任，帮助他人，他们的原动力就是善良的心，还有他们的信仰。美国是一个受信仰指导的国度，曾经有人称呼我们为教会之魂的国度，美国有95%的人说他们信神，我便是其中之一。美国人民是有神论者并奉守信仰自由的原则，而信仰上帝对美国的自由是至关重要的。信仰自由不应被惧怕，应当被欢迎。信仰是道德的核心，能使人活出一种更高的标准。”

　　布什在清华演讲时提到“9.11”事件时，眼里满含着泪，但清华学子们，没人注意到这些；在对话的时候，没人问候一句“9.11”事件的遇难者，他们没有把别人的苦难当成自己的苦难。

　　美国历史上的大富翁都有回馈社会的传统。比如洛克菲勒家族，经过三代人的经营富可敌国。耐尔森.洛克菲勒曾出任纽约州长和美国副总统。联合国的地皮是他们捐赠的，纽约州立大学所属的许多校园都是他们出资建造的。耐尔森死后，把宅第和庄园全捐给了国家。洛克菲勒山庄的主楼的二、三层还有他的后人居住，据介绍，这些后人得按月给国家付房租。

易水寒

自由平等的楷模——华盛顿

　　1775年6月15日在第二届大陆会议上，由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的提名获全票通过。第二天，向他本人宣布了这一任命。44岁的华盛顿说：“虽然我深知此项任命给了我崇高的荣誉，但我仍深感不安，因为我的能力和军事经验恐怕难以胜任这一要职。鉴于议会的要求，我将承担这一重任，并愿竭尽所能为这一神圣的事业效劳”（《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

　　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时，大陆会议批准给他个人每月500美元的薪金，他拒绝从国家那里领任何薪水，他把从军看作是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他表示“对金钱的考虑是不能促使我牺牲家庭的舒适与幸福来接受这一艰巨的任务的”。在6月18日写给夫人的告别信中说：“亲爱的帕齐，请你相信，这一职位并不是我自己去谋求的。……我在家中同你在一起度过的一月，那种真正的幸福要远远胜过我在异地他乡若干年后始能盼到的遥远的希望。”

　　在6月19日给朋友的信里，他再次谈到“自己既无能力又无经验，很难担当如此重大的职责”。他能够保证的只是三点：“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忠于职守；廉洁奉公。”

　　5天后，他一接到大陆会议正式颁发的委任状就动身奔赴疆场了。他深知生命无常，甚至想到了战死沙场的可能，所以在出发之前他给亲人留下了遗嘱。

　　在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命令所有军官把向士兵宣读祷告文作为一天的开始，并于1776年7月开始自己的部队配备随军牧师。自此以后直到今天，美国军队一直保持着士兵作战前祷告并在军队中配备牧师的习惯。

　　华盛顿所统率的部队衣衫褴褛、装备简陋，大部分都是临时招募的，而他的对手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1776年圣诞夜的特伦堡一战，华盛顿打了一个大胜仗，被誉为“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大陆会议做出重大决定：把军事指挥权全权授予华盛顿。面对这一巨大的权力，他在写给大陆会议的信中说：“大陆会议把军事职责方面的最高的和几乎无限的权力授予我，我感到无上荣幸。但我决不认为，大陆会议如此信任我，我就可以不履行公民的义务。我时刻牢记一个道理：刀剑是维护我们自由的不得已的手段。”

　　大陆会议一度还曾授予他为期60天的非常权力，包括任命准将以下的军官，征用一切军需品，运走或埋藏可能落入敌手并对敌人有用的物资等。华盛顿从没有被权力冲昏头脑，他始终坚信“刀剑是维护我们自由的不得已的手段”，显示了他人格中最纯洁无私的一面。
华盛顿在长达6年的战争岁月里，从未回过自己的家，即使过家门也不入。1781年，胜利已成定局，经过多年战争的洗礼，大陆军已成为新生的美国的中流砥柱。

　　华盛顿认为美国的独立是上帝的恩典，他说“美国人民比别的国家更有理由承认，上帝介入过他们经历的诸事。美国人不应该忘记，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的革命时期多次彰显，全能的上帝是我们唯一的保护。”

　　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大国都由国王统治，新大陆上涌动着要求君主制的思潮。如果军人是为封妻荫子的私利而战时，与土匪就无差别了。以争夺天下为己任的军队是将整个国家作为抢夺的赃物。“窃珠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一旦夺取了政权，即取得了制定法律的权力，当然，也就有权力美化自己的窃贼行为。这样的国家距离民主却越来越远。

　　在当时的美国，王袍加身呼之欲出。率先提出君主制建议的就是华盛顿的部将刘易斯.尼古拉上校。1782年5月，他致信华盛顿，列举军队遭受的种种不公，并把这一切归咎于共和政体，他说：“那种把我们从难以想象的困难中引向胜利的才能，那些得到军队普遍尊重和崇敬的品格，定能引导和指导我们在和平的道路上前进。有的人把专制与君主政体混为一谈，觉得很难把它们分开。因此，我所建议的政体的首脑有一个显然较为温和的称号，但是一旦其他问题都得到解决，我认为很有理由采纳国王的称号。”

　　华盛顿立即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回信：“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战争中发生的任何变故都没有像你说的军队中存在的那种想法使我更痛苦。我不得不怀着憎恶的心情看待这种想法，并给予严厉的斥责。”“我想不出我有哪些举动会鼓励你写这样一封信，我认为这封信包含着可能降到我国头上的更大的危害。如果我还有点自知之明的话，你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我更讨厌你的计划的人了。……如果你还重视你的国家，关心你自己和子孙后代，或者尊重我的话，你应该从头脑里清除这些想法，并决不要让你或任何其他人传播类似性质的想法。”

　　1783年2月，汉密尔顿写信劝华盛顿当国王，说是士兵的普遍要求。华盛顿回信说，他不能领导将会“造成国内动乱和以流血告终的”行动。

　　1783年3月15日，华盛顿召集了一次会议。他开始讲述他自己早就献身的事业，他对士兵的爱等等。华盛顿又说，他相信，政府“那些谨慎行事的机关虽然行动迟缓”了些，但最终还是会秉公办事的。他要求军官们不要“打开内乱的闸门，把我们欣欣向荣的国家淹没在血泊之中”，他们应该“让你们的子孙后代在谈到你们为人类作出的光辉榜样时，有理由这样说，‘倘若没有这一天，世界决不可能看到人性能达到如此至善至美的境界’”。

　　华盛顿准备好的演说快到头了，但是他的听众们似乎仍未真正为之动情。他想起身上有一封议员写来的保证信，他想念念这封信。他从口袋里把信抽了出来，这时象是出了什么岔子，将军似乎有些惶然，无可奈何地瞪着那张纸瞧。军官们探身向前，紧张得心都缩紧了。华盛顿从口袋里拿出的是只有他最亲密的人才见他戴过的东西：一付眼镜。“先生们，”他说，“请允许我戴上眼镜。为了这个国家，我不光熬白了头发，还差点弄瞎了眼睛。”

　　亲切的举动，朴实的语言，收到了长篇大论所没有达到的效果。那些铮铮硬汉们都泪如雨下了。华盛顿把美国从暴政和内乱中拯救出来了。

　　当初华盛顿拒绝当国王将面对军队的不满情绪，而选择当国王倒是个几乎水到渠成的事。这愈发让人感慨华盛顿是多么的伟大！既然美国最有威望和实力的人物公开反对君主制，严词拒绝国王的头衔，谁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加冕呢？正是他的这一选择为美国成为民主制国家开辟了道路。《微软百科全书》将华盛顿评为上一个千年中最伟大的政治家。

　　1783年9月3日，英、美和约签定，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美国最终赢得了独立、自由和尊严。

　　11月2日，在普林斯顿附近的洛基希尔，华盛顿向追随他征战多年的将士发表了告别演说：“你们在部队中曾是不屈不挠和百战百胜的战士；在社会上，也将不愧为道德高尚和有用的公民。…平民生活的俭朴、谨慎和勤劳的个人美德与战场上更为壮丽的奋勇、不屈和进取精神同样可贵。”最后他公开表达了自己过平民生活的热切愿望，随即遣散了部属。

　　两天后，当华盛顿乘船离开纽约港时，岸边送别的人流如潮水一般，华盛顿和大家一样为分离的悲伤所打动，他们热泪盈眶，无数次地拥抱、干杯，然后，华盛顿就走了。他眼含热泪，不停地挥动手中的帽子，与8年炮火硝烟中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依依惜别。

　　1783年12月23日，对于硝烟刚刚散尽的美国来说，是一个无比重要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大陆会议将在安纳波利斯举行一个隆重而朴素的仪式，美国独立战争之父、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将军将在这里交出委任状，并辞去他的所有公职。

　　当华盛顿走进议会大厦时，没有人给他献花，也没有听到议员们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号子。他只是在议员的对面获得了一个普通的座位。

　　然后由议长作了介绍；华盛顿就站起来以鞠躬礼向议员们表示尊敬；议员没有鞠躬，他们手触帽檐还礼，体现一种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

　　华盛顿发表简短讲话。他说：“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赋予我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庄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已久。我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我所有的公职。”

　　议长则答道：“你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你将带着同胞们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你的军职一齐消失，它将激励子孙后代”。

　　华盛顿向大陆会议辞去一切公职，亲手交回了大陆军总司令的委任状，经过八年抗英后解散了军队，正式解甲归田。

　　据史书记载，整个仪式十分简短，前后只有几分钟，但正是这个几分钟的仪式却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动不已。当华盛顿将军，这个为了赢得战争不仅变卖了家产，而且因操劳过度生出满头白发、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的总司令发表讲话时，每个人的眼里都蓄满泪水。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依靠外在压力，仅仅依靠内心的道德力量就自觉放弃了在为公众服务的过程中聚集起来的权力。人类有了这几分钟，那些大大小小争权夺利、不惜弑父杀子的英雄故事黯淡了；那些装神弄鬼、沐猴而冠，一朝手握权柄就以百姓为刍狗，运用人民交付的权柄就像运用自家厨房里的一根柴火棍的所谓“领袖”、“导师”黯淡了；那些以各种美妙的名义取得“天下”，而后千方百计延宕、推诿，甚至在垂暮之年还死死抓住权力之柄就像抓住救命稻草的“救星”、“伟人”黯淡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匆匆起程，沿着熟悉的波托马克河马不停蹄返回他日夜思念的故乡——弗农山庄。

　　“戏已经演完了。我不再肩负公职，有如释重负之感。我希望能在余生中为善良的人们做一点事情并专心修身养性。”对华盛顿来说，动荡的戎马生涯已经结束，新的生活开始了。他给远在法国的战友拉法耶特写信说：“亲爱的侯爵，我终于成了波托马克河畔一个普通的百姓，在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休闲纳凉，看不到军营的喧闹和公务的繁忙。我此时所享受的这种宁静幸福是那些贪婪地追逐功名的军人们，那些日夜图谋策划、不惜灭亡他国以谋私利的政客们，那些时时察言观色以博君王一笑的弄臣们所无法理解的。我企盼能独自漫步，心满意足地走完我的人生旅途，我将知足常乐。”

　　从将军到公民，在他而言再平常不过了，就像当初应召为国服务。一旦胜利降临，戏剧落幕，他就坦然地告别这个舞台，没有一丝的犹豫和留恋。他是战士、是公民，为国服务是天职，是上帝的召唤，是他对这片大地与生俱来的情怀。对于大陆会议和美国人民给予他的崇高荣誉他始终深怀感激。

　　1784年4月4日，他在给拉法耶特夫人的回信中这样描述：“而今，我已听不到武器的撞击声，看不见营房的繁忙景象。无官一身轻。我现在过着安逸的家庭生活，在自家葡萄架下和无花果树下乘凉。我住在一幢小别墅中，四周放置着农具和羊皮。我只求从容地沿着生命之河顺流而下，直至被葬入我祖先的沉寂的宅第”（《华盛顿选集》220页）。

　　他向往田园生活的宁静，不愿炫耀自己的开国功勋，他甚至谢绝了终生挚友克雷克医生代表一位作者为他立传的请求。他一直认为赞美他个人而不写整个独立战争将使他陷入尴尬和不快。与不惜代价疯狂追逐世俗名利的人截然相反的是，他追求精神上的淡泊，所以在自家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的那些日子成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此时，我希望能悄然无声地融入山川大地，了断与尘世的一切纠葛。”正是这样的境界使他断然拒绝了王袍加身的巨大诱惑，有史以来，他是第一个打赢了战争就回家的统帅。

　　华盛顿的私人秘书托拜厄斯.利尔说：“在弗农山庄居住的那段日子可能是华盛顿先生一生中最快乐幸福和无忧无虑的时光了。”这话也不完全正确，在那段日子里，他非常思念早已离开的少年朋友，并深深怀念已谢世的先人，他的父母、哥哥，心中涌动着难以言说的感情，他梦呓般地写下了：“我亲手栽下的树木迅速成长起来，似乎它们已知道我行将衰老，在我与世人告别之际，要用它们的浓荫为我遮阳蔽日。”

　　从1783年到1789年，卸掉军权的华盛顿，回到弗农山庄务农。在此期间，到山庄拜访的国内外人士络绎不绝。招待客人吃住给华盛顿带来了很大的经济负担。

　　宾夕法尼亚州议会通过代表向大陆会议提出动议，要求对华盛顿的贡献和牺牲给予补偿。他明确表示，绝不接受任何补偿。弗吉尼亚州议会将波托马克河与詹姆斯河的股份各赠送他一百五十股，他知道此举显示了州对他的高度评价、爱护与关怀，他如果拒而不受，可能被看作对国家美意的不敬，甚至“被误解为蓄意炫耀自己的无私与美德”，经再三斟酌，他最后将全部赠与捐献给了慈善机构。

　　1786年，新生的美国邦联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由于州权过大，当时的美国一直无法摆脱混乱状态，这样就出现了吁请华盛顿出山做国王的民意。不但一大群军官们的集体意见如此，就连革命功勋汉密尔顿，也想让华盛顿做国王，自己做首相，将美国建成一个类似英国的君主国。8月1日，他在写给约翰.杰伊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短短数年，变化竟如此惊人。据闻，即使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在无所顾忌地谈论君主政体。言论出自思想，再进一步即往往成为行动。这一步却是无法挽回和重大的一步！…我虽已退出这个世界，但我坦率承认，我不能将自己置于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的地位。” 他说：“政府只是民众的工具，当民众选出的代表违背了民众的利益时，民众可以撤销他们公仆的资格”。

　　退伍军官们组成个辛辛纳迪俱乐部，公推华盛顿围名誉主席。1787年5月9日早晨，华盛顿动身去费城开制宪会议，特地托病避开俱乐部活动，不想让人们看到他身边有个亲近的小圈子。华盛顿1787年主持召开了制宪会议。

　　1789年华盛顿作为惟一候选人当选为美国第一届总统，可他连去临时首都纽约的路费，都是借钱凑足的。1789年4月30日，乔治.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第一届总统。这天一大早，他便来到教堂祷告，然后在全副武装的仪仗队伴随下，穿过纽约市中心来到华尔街的联邦大楼；国会两院的全体成员和来自13个州的人们正在等候他。他就职演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在这里，我若忽略了对统管宇宙、临在各国、辅佑人类的全能者的炽热的祈求，将是特别不妥的。我炽热地祈求他的祝福，使合众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神圣不可侵犯……”

　　他在给各州州长的信中说：“现在，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和自由的美国人成了全世界最受人注目的角色，站在舞台中央。这个舞台，是上帝为了显示人的伟大与杰出而特意设计的。”

　　1792年是总统选举年，他对麦迪逊说：“他情愿拿起锄头去挣块面包吃，那也比现在这种处境强”。国家需要他继续干下去。1793年选举团一致通过他继续连任。

　　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中，他已下定决心，谢绝将自己列为下一任总统候选人。他开创了至多连任两届总统的先例。这一年，中国的乾隆皇帝传位给嘉庆，整整作了61年皇帝。

　　华盛顿没有制指定接班人，而是让人民通过选举产生。这是他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杰出贡献。他告诉世人，人民有自治的能力，不需要由强权人物指定接班人。在选举中，他置身事外，既不打击背叛自己的杰弗逊，也不为约翰•亚当斯呐喊助威。

　　1797年乔治.华盛顿告别了政坛，他演说道：“在导致政治稳定的所有见解及行为中，宗教和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它们是人们幸福的源泉、国民责任感的柱石。强调爱国主义，试图否认它们是徒劳的。真正的政治家，应同时是一个虔诚的人，当尊重并珍惜它们。它们与个人及公共福祉之间的联系，即使用一整卷书也无法充分描绘。因此，在对待‘没有宗教，精神亦可维持’这一观点时，我们当十分慎重。无论精心的教育会对人们的精神架构产生多大的影响，理性和经验都促使我们认为：离开宗教原则，民族精神不可能兴旺。”
　
　　华盛顿开创了政治的新纪元。他虽大权在握，却始终听从良知的召唤，谨慎谦卑地使用权力。他是政治家中的政治家，伟人中的伟人。后人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原来政治家还能够是这样一种高尚的形象。正是他，用自己的言行告诉世人，政治和道德可以良性结合到什么程度。华盛顿犹如一座政治人格的灯塔，时刻提醒着拥有或想拥有权力的人们，不要在权力的迷宫里晕头转向。他本可称帝，可他连总统都不想当，仅干了八年就回家了。

　　华盛顿不仅是美国的功臣，而且是人类的楷模。这是近代史上第一次不依靠外力、仅依靠内心的民主自觉就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巨大权力的典范！他是人类历史上光芒四射的灯塔，引导着黑暗的专制社会中追求自由的人们。

　　华盛顿善待山庄的奴隶，比如他的奴隶每天只需从日出工作到日落，每星期还有一天休假。华盛顿自己有一个贴身黑奴威廉•李，曾是他哥哥的管家，跟了华盛顿后，每天帮他牵马、备衣、往头发上扑粉。威廉年老时获准自由身，山庄不仅供他吃穿，而且还给他30美元的年俸——这在当年可是一个大数目。当时州法律不承认奴隶通婚，华盛顿却开先河，为山庄的奴隶记录婚姻状况和配偶姓名。

　　华盛顿是圣公会的会友。他拿出四万元在他家乡兴建一所长老会大学，为纪念他而命名为华盛顿大学。他在遗嘱中，从自己庞大的遗产内拨出专款资助教育事业，并特别规定，在夫人玛莎死后，解放弗农山庄所有的奴隶。

　　他对儿女没有任何特殊安排，完全让儿女凭自己的能力和奋斗过普通人的生活。他的儿女也就普通的在美国社会无声无息。华盛顿私徳之高，少有其比。

　　华盛顿不是天生正确的神。他没有这样认为，他的同胞也没有这样去塑造。他身前被一些人怨恨，死后也有人指责。美国人在歌谣中吟唱：“吹响赞美的喇叭，让华盛顿的英名，响遍世界，赢得欢呼”，但并没把他捧上神坛，恭维他是美国人民的大救星。美国人从没有把自己命运和希望，寄托在圣人的手中。他们敬仰华盛顿，却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

易水寒

美国内战的启示

1．南北战争的起源

　　废奴主义一直是基督教的传统。使徒时代的保罗就要求他的朋友兼信徒将逃往的奴隶当兄弟一样对待；皇帝君士坦丁对盗卖他人孩子为奴隶的人执行死刑；莱克坦修在《神圣法规》中说，“上帝眼里没有奴隶”；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说，奴隶制是罪的产物，与上帝的计划相悖逆。在大英帝国范围内最先提出废出奴隶制并使得废奴立法得以通过的，是英国下院议员威尔伯福特，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他说“奴隶制为基督精神和宪法所不齿”，呼吁英国人以“基督徒的良心”来废除奴隶制，在他的努力下，英国成了第一个宣布奴隶制为非法的现代国家，英国本土及殖民地的众多黑奴因此得以解放。
美国独立后，社会上普遍洋溢着一种千禧国气氛，《我的双眼看到了主来临的荣耀》成了那时最为流行的圣歌。但在南方，延续数百年的奴隶制依然存在；在基督徒们看来，这是留在美国这个“世界之光的国度”身上的黑暗点，是违背基督精神的罪的制度。

　　为建设这个基督的千禧王国，消除基督国前进路上的障碍，众多的基督教徒投入到废奴主义运动当中。威伯福士(William Wilberiorcc)终生反对奴隶制度，并坚决反对大英帝国贩卖奴隶，其主要动机根源来自圣经。1835 年废奴社团的成员里，有2/3的会员是牧师。

　　在南北战争开始前，就有大量的神职人员开始了解救奴隶的活动。那时的南方的基督徒建立的救助奴隶通道，使教会成了奴隶们逃往的中转站，把大量的奴隶运到了北方。

　　在舆论上，基督徒也营造废奴舆论，使奴隶制成为众矢之的。对废奴运动产生很大影响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是一位牧师之女，她说是上帝本人写下的这本书，在整个故事结尾时说：“不管是南方或是北方，每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有罪；教会对废奴问题已是责无旁贷！”她的哥哥比彻也是当时的著名的废奴主义牧师，在他担任伊利伊诺学院校长期间，该学院开始接受黑人学生。

　　由于“即使以血淋淋的末日般的战斗为代价”，基督徒也要废除奴隶制度，所以南北战争就不可避免。在此期间，很多神职人员为废奴运动献出了生命。长老会牧师洛夫乔义（Lovejoy）因出版废奴书籍被枪杀，黑人逃往的地下通道创立者、牧师托利被关押致死。

　　南北战争开始之后，众多的基督徒投入了战争，他们把战争看成捍卫基督精神的战争。约翰.布朗是一位战争时期的美国英雄，他作为北方间谍而被处死，被处决前，他说，“恨不能为祖国死两次”，他说上帝给他的使命就是让他消灭南方的奴隶制。乔治.马斯丹说：“当南北战争进行的最激烈的时候，北方人往往将联邦军队的前进等同于基督王国的前进”。

　　蓄奴时代美国的奴隶最少，只是因为奴隶制引发了南北战争，所以人们才注意到美国的奴隶制。历史学家塞缪尔.莫理逊在《美利坚历史》一书中说，与北方白人对黑人的冷淡相反，“南方的奴隶主们对黑人奴隶有一种理解和爱，让自己的孩子吸黑人的奶汁，与黑人的孩子一起玩”。塞缪尔莫理逊说：“南部诸州对奴隶的虐待狂式的虐待，只是极个别的现象，而大多数的奴隶主无疑对奴隶是亲切并富有人情味的”。即便是现在，在美国仍然有人认为，当初白人把黑人抢到美洲做奴隶实际上救了他们，因为黑奴们在奴隶制下过的生活比在非洲的原始部落中的生活要好得多。

　　基督徒们对奴隶制的厌恶，并不是因为当时的南方的奴隶制真正的多么残酷，而是来源于对基督教精神的执着。在基督徒们看来：无论奴隶制度多么温情，给人带来了多大的好处，一个完全地剥夺了他人自由的制度就是罪的制度，它与基督的“爱人”的精神相违背。正是基督的爱人精神，驱使美国人废除了奴隶制。　

2.林肯的故事

　　林肯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内战边缘入主白宫的总统。在他当选后的第四天，南卡罗来纳议会率先投票表决退出联邦。南部脱离联邦是通过票决的方式。

　　林肯在1861年3月4日就职演说里宣称，从宪法和法律上来看，联邦不容分裂，任何一个州不能单凭自己的动议合法地退出联邦。林肯明确地表白，他没有合法权利直接或间接地去干预蓄奴州的奴隶制度。对照美国脱离英国的历史和美国宪法，林肯的说法有些强词夺理，自然也无法让南方心悦诚服。一个多月后，南军炮击萨姆特堡。内战无可挽回地开始了。

　　林肯一直在寻找避免流血的途径。1862年3月6日，他向国会提出通过赎买方案有偿解放奴隶：“用这次战争的日常开支来按照合理估价赎买任何一个被指名的州中的全部奴隶，将是多么轻而易举。”林肯是这样算的：战争不到半天的费用，就能赎买特拉华的以四百美元计算的全部奴隶；这次战争的78天费用，就能赎买以同样价格计算的特拉华、马里兰、哥伦比亚特区、肯塔基和密苏里的全部奴隶。
　
　　联邦国会通过了一项赞成总统建议的解放奴隶的决议。但南部不予理会。

　　1862年8月，针对一封题为《二千万人民的祈求》的公开信，林肯表示：“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既不是保全奴隶制，也不是摧毁奴隶制。”如果仅靠声称联邦不容分裂，并不惜以大炮来维持的话，即使南伐成功，用刺刀把南部诸邦和北方串在了一起，林肯也不会流芳百世。这和大猩猩争抢地盘没有太大的区别。

　　随着1863年1月1日《解放宣言》的发表，战争演变成了为自由和人权而战。当他的牧师让他祷告，祈求主站在联邦军队一边时，他回答说，“我更愿意祷告，让我的军队站在主的一边。” 这句话，道出了对基督信仰的真谛。因为上帝就是真理，站在上帝一边就是站在了真理的一边，就会胜过邪恶的势力。据其挚友李德牧师说：“他在白宫，天天祈祷，从不间断”。林肯在废除奴隶制时大声疾呼：人人平等地被造（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没有人生来是奴隶。他说：“上帝的旨意必胜”。林肯于1863年末签署感恩节公告 ，使一个早期清教徒创造的庆典活动成为美国历史上的永久性节日。1863年他在葛底斯堡演说到：“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此后，“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就成为美国建国的最高指标。

　　1864年下半年的总统大选，是美国的一个坎。这次大选实际上是北方就战争问题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是战还是和，美国人民将用选票做出自己的抉择。

　　1864年6月7日，林肯再次被共和D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尽管林肯为了美国的统一不愿意放弃武力，可依旧止不住厌战情绪在1864年的夏天漫延。从加拿大流亡归来的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直言不讳地发表反战言论。面对当时的情形，一位纽约政客就说：“人民都为和平发了疯。林肯不可能再次当选。”就连林肯自己都感到前景黯淡，1864年8月23日林肯在便条上写道：“今天早晨，和前几天一样，看来本届政府极可能不会重新当选。”

　　1864年年9月，谢尔曼占领亚特兰大，南部邦联主力部队全军覆灭。这个关键时刻的关键胜利，扫除了笼罩在林肯头上的政治乌云。
在烽烟弥漫中，没有人建议推迟1864年的总统选举。林肯就说：“没有选举，我们就不会有自由的政府；如果这场叛乱会迫使我们提前或推迟一次全国选举，那这场叛乱就简直可以宣称已经征服并毁灭了我们。”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选举中，士兵也参加了选举。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让士兵在可能决定他们是否继续战斗的选举中投票。士兵支持战争：在士兵中，共和D选票占四比一的多数。

　　这是人类自由史一个标志性的台阶。诚如在大选获胜后的林肯所言：“它证明，一个人民的政府可以在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当中经受起一场全国性的选举。在此之前，世界上的人们并不知道这是可能的事。所以说，南北战争也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不是由谁自我标榜，而是通过选票验证。

　　再次当选的林肯，没有乘胜彻底干净消灭敌人的打算。看到死亡和流血，他希望战争尽快结束。在1865年2月5日致国会的咨文草稿中，他提出：国会授权总统付给弗吉尼亚等南部16州4亿美元，以赔偿奴隶主解放奴隶后的损失，目的就是换取南部诸州放弃和停止反抗；此外，一切政治犯将得到赦免，归还除奴隶以外一切依法充公或没收的财产。

　　尽管这个设想遭到了内阁成员的一致反对，但这份永远都没有提交国会的文件，依然是林肯目光远大和人道精神的体现。林肯知道：战争总有结束的一天，只要不愿意美国永远绷着斗争的弦，就必须尽可能让强扭的瓜变得更甜一点。

　　林肯不惮于使用霹雳手段，却始终有一副菩萨心肠。在他的努力下，联邦国会在1865年1月31日通过了提出否定奴隶制和强制劳役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

　　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说，占美国人口1/8的黑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利益，这种利益是战争的根源，而反叛者的目的是要加强、永保和扩大这一利益，为此不惜以战争割裂联邦。在奴隶制问题上，南方陷入了百口莫辩的窘境，而林肯却在历史上获得了道义的制高点。

　　北方胜利后，林肯说：“加理森的逻辑和道德力量，以及国家和军队中的反奴隶制的人民成就了这一切”。加理森是指靠基督教来鼓吹废奴主义并产生很大影响的新教浸信会教友威廉加理森。加里森当时鼓吹，为了废除奴隶制这一罪恶，让联邦毁一千次也在所不惜。

　　1865 年4月14日，就在去福特剧院之前，他还在释放一名南方在押犯的文件上签字同意。可刺客布思把他当成了南方的仇人、美国的暴君。林肯在福特剧院挨了布思致命的一枪。
　　
　　林肯的太太玛丽回忆说，在那个剧院，林肯说的最后几句话是：“玛丽，你知道我最想做的事是什么？我想带你去看主耶稣诞生的伯利恒，再去耶路……”，这时，“砰”的一声，林肯与世长辞了。巧合的是，这一天是耶稣受难日。第二天，林肯与世长辞。林肯以自己的实践证明，民主道德就是基督道德。

3．李将军(Robert E. Lee)的故事

　　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期，南方军队的统帅李将军算是美国名门之后了。他21岁就成了华盛顿养子的乘龙快婿。他的爷爷理查德.亨利.李，于1776年提出起草《独立宣言》动议，并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弗吉尼亚代表。他的先辈都是美国功勋卓著的开国者。

　　李将军为什么成了分裂事业的战神呢？因为美国是一个“合众国”，加入联邦是各邦通过投票表决同意的，不像秦始皇横扫宇内那样，通过杀人放火生拉硬绑到一起的。既然各邦“来”是自由的，为什么“去”就不能自由呢？要知道，根据当时的美国宪法，林肯是没有向要脱离联邦的南方宣战的权力；《独立宣言》有言在先：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南方不想跟北方在一起过了，难道南方就没有这样的自由吗？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李将军是简单的背叛，不如说也是为自由而战。

　　起初，联邦要任命他为统帅10万大军的少将，遭到了他拒绝。布莱尔曾问他，谢绝职务是否跟可能失去家中的奴隶有关。李回答说：如果美国的400万奴隶都归他所有，为了避免一场战争，他会欣然地让他们全部获得自由。他说：为终结奴隶制度，发生在州与州之间的战争是不需要的，这邪恶的制度终将因基督教而逐渐衰退。

　　他不是为保全奴隶制而战。他早就认为：“蓄奴作为一种制度，在任何国家中都是一种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罪恶。”作为继承人，李将军遵照岳父的遗嘱，1862年释放了所有的奴隶，并亲自为自己因婚姻而承继的几位奴隶们签发了通行证，让他们越过防线投奔北方。

　　即使整个南方，也不能简单地说独立只是为了保全奴隶制。因为奴隶主只是南部白人中的少数，只有5%的白人拥有奴隶。美国历史学家说，战争爆发时“南部人民在争取独立上几乎是万众一心的”。

　　一个人不能将自己的剑指向自己的家乡。李是热爱联邦，在给姐姐的信中，他说弗吉尼亚退出联邦的行动是错的。但他也忠诚于弗吉尼亚：“尽管我如此热爱联邦，可我却无法下决心举起拳头去打我的亲戚、我的孩子、我的家。”

　　无论李将军的愿望如何，他为之浴血奋战的土地是和奴隶制联系在一起的。随着1863年1月1日解放宣言的发布，李为之战斗的事业在人类史上永远地失去了道义的制高点。

　　在《美国国内战争史》里，英国艾德蒙斯将军称李有“伟大的军事天才”，而李的天才意味着联邦的灾难。他指挥的杰克逊将军在第二次布尔伦河战役中，打败了波普将军率领的联邦军队；就连林肯都跌坐在椅子上，喊彻底完了。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中，李将军的邦联军队以少胜多。李又一次使林肯感叹“不足6万饥寒交迫的叫花子把13万精兵杀得丢盔弃甲”！但南部邦联还是在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穷途末路。

　　到了1865年，忠于他的士兵们只能用野洋葱、野草、陈年的烂土豆和所有只要能吃的东西充饥了。大势已去，继续流血只会是无谓的牺牲。李将军知道，该让战神歇息了。1865年4月，他下令打起了白旗。李将军在他给战士们的最后一份文告里说：“只是因为感到英勇和忠诚是无法补偿继续战斗所招致的损失，所以我决定避免无谓的牺牲。”

　　他在去洽谈投降事宜前，对手下说：“我可能要成为格兰特的阶下囚了，我想我必须使自己的仪表尽可能好一些。”败，也要败得有尊严。

　　李将军提出，败军不受辱，必须充分保证南军将士的人格和尊严不受侵犯。格兰特的助手奥特将军还特地提醒他的上司，应在停战协议里写上，所有接受投降的南军军官可以随身携带他们的手枪和佩剑。格兰特将军接受了它。在谈判中，李将军希望他的骑兵和炮兵能够保留那些属于他们自己的马匹。格兰特答：“如果这些士兵没有现在所乘马匹的帮助，就很难收获下一季的庄稼，养活家中老小过冬，我会这样安排的。” 那些马匹曾经是战争的工具，但格兰特和李都没有忘记，美国需要和解。

　　李将军尽力了，投降未必不英雄。1865年4月9日，北军总司令格兰特将军和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与随从们先后骑马来到弗吉尼亚州的阿波马托克斯镇。他们在一个叫迈克林斯家的二层红砖楼里签署了有关投降的协议。一俟签字仪式结束，罗伯特．李即起身告辞。格兰特将军亲率随从降级相送。当李将军一身戎装，如一尊雕像含泪离开时，在场的北军将士全体肃立，举帽致敬，目送了一个悲剧英雄的最后谢幕。

　　格兰特胜利了，但他能给昔日兵戎相见的敌人以体面。没有绞刑，也没有押着俘虏举行胜利游行。硝烟散去，仇恨并未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

　　当总统约翰逊问格兰特什么时候能审判李和杰斐逊•戴维斯这些人时，格兰特认为决不能审判，除非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他说他宁可辞去司令之职，也不愿去执行要他逮捕李的命令。从此，一个联邦大团以叛国罪对李提出起诉的事，也就没有了下文。

　　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 “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尽管他至死都坚信奴隶制比工资奴隶制更有人性。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美国始终是一个“不彻底”的国家。

　　战争结束了，李从此远离尘嚣，也远离仇恨。他拒绝了一家保险公司年薪一万美元的聘请，在1865年9月就任了华盛顿学院的院长，工资一年只有1500美元。这所规模很小、名气也很小的破了产的学院，地处偏僻的列克星敦山区。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30余年里，昔日南部邦联的一些大人物们，用回忆录和文章继续着往日的战斗，而这位善于辞令的院长，却什么也没有写。

　　李致力于学院的教育事业，他说自己非常喜欢这美好的平民生活。在1870年——李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带着女儿安妮到南方休了两个月假。所到之处，迎接他的是鲜花、欢呼和敬意。在哥伦比亚，南部邦联老战士冒着倾盆大雨，列队走到车站欢迎；在奥古斯塔，数千人向他致敬；在朴次茅斯，人们为他鸣放礼炮……南方的人民用凯旋者才可能获得的仪式迎接这位过去的败将。

　　1870年李将军长眠于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在所有的建筑中，以李将军的雕塑最为壮观。那是一尊立马平川挥刀前进的全身铜像。那铜头怒马足有二层楼高，李将军就站在那么高的位置，抽出他那把西点军校赠予的指挥刀，指向北军阵地，回头向他的南军阵地发出“fire! fire!”的命令，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美国没有官方统一的教科书，出版历史著作不用官方审查，谁也没有权力向国民强制灌输某种被认为是惟一正确的答案。对李将军和平叛的格兰特，美国人可以同表敬意。“历史”叫作“他者的故事”(History)，这更符合“历史”的本来意义。

易水寒

黑人民权运动

　　美国宪法曾规定，联邦众议员名额按照人口比例在各州进行分配，而各州人口数却是按自由人总数加上其它人口的3/5予以确定。1860年代，美国宪法的第十三、十四和十五条修正案对保证了黑人的公民权和投票权。尽管有联邦政府的宪法保障，美国南部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土政策和地方法规，限制和取消了黑人的平等自由，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南部的黑人和白人分区居住，分校上学。甚至连坐公共汽车也得黑白分位。在政治上，相当多的黑人没有平等的权利，特别是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1954年前有17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在教育方面存在种族隔离的法律，交通方面有13个州规定种族隔离，黑人同白人不能同坐一个车厢，连餐车、卧车、厕所、售票口、候车室、行李室、出入口都实行种族隔离。

　　1954年，反对教育中的种族隔离斗争开始揭开序幕。1954年5月17日，最高法院宣布，在公立初等和中等学校实行种族隔离的行为违宪。南部不少州对此极力抵制，到1955年南部17个州的6001个学区中，只有741个学区，允许黑白合校。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1929.1.15-1968.4.4）是举世闻名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从1954年9月起，他成了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教堂的牧师，他的父亲也是一个牧师。1955年他获波士顿大学神学博士学位。

　　他年青时写道：“宗教对我一直都很真实，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事实上，两者根本分不开，对我来说，宗教就是生活。” 他认为“公义的法律就是一条由人订立而符合上帝律法的法律。” 在集会时他爱领会众唱“基督精兵奋起”等圣诗。

　　1955年12月1日，黑人女裁衣工罗莎.帕可斯夫人下班后在乘坐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时，因拒绝给白人让坐而被拘留。12月5日法院以“擅占白人专座”违反隔离法而被判处监禁14天。当时，马丁.路德.金26岁，在一座小教堂当牧师，他的第一个孩子刚出生。他号召黑人兄弟，“不与邪恶的规章制度合作，不要再给汽车公司以经济上的支持”。为了更好地领导这次运动，黑人成立了蒙市市政改善协会，推举马丁.路德.金作协会主席。

　　当罢乘的口令通过一个教堂传到另一个教堂时，所有的黑人都给予了积极响应。黑人高举“从今后不要乘坐公共汽车”的标语，抵制公共汽车，很快波及35个城市。

　　他们忍受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奔走在家和工作的地方。他们把黑人中为数不多的汽车集中起来，一站一站地接送。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得不徒步上班，为此，许多黑人被白人老板解雇。但他们没有屈服，他们坚信一个人的尊严是上帝赐予的。当他们唱着灵歌，唱着那些由祖先们的苦难浸泡出的深沉旋律、手挽着手上班时，路两旁的许多人泪流满面。

　　1956年1月30日，马丁的居所受到了种族主义的炸弹袭击，所幸妻子和孩子平安无事。他说：“我们要抵抗，因为自由从来不靠恩赐获得。……权利和机会，必须通过一些人的牺牲和受难才能得到。但是，仇恨产生仇恨，暴力产生暴力……我们要用爱的力量，去对付恨的势力。我们的目标，绝不是击败或羞辱白人，正相反，我们要赢得他们的友谊和理解”。11月13日，联邦地区法庭最终裁定，阿州和蒙市关于在市立公共车上实行种族隔离是“违宪”的。11月14日马丁.路德.金宣布：为期381天的罢乘运动结束。1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取消公交车种族隔离政策的正式文件到达了蒙哥马利市，从而标志着非暴力抵制公交车运动的胜利，也充分显示了非暴力运动的力量和号召力。

　　为了协调南方各州的黑人解放运动，他倡议在亚特兰大召开协商会议，制定南方各州取消种族隔离的总策略，大约有一百名黑人领袖参加了会议。1956年3月，在新奥尔良召开的大型会议上，成立了南方基督教领导联盟，确定了在南方各州开展各种形式的反种族隔离斗争和争取黑人选民登记运动等，其总部设在亚特兰大。1957年1月，60位黑人牧师在亚特兰大组成了“南部基督教领袖联合会”，金被一致推举为该大会主席。为了正义与和平，他紧张地往返于美国南、北各大城市，四处奔走呼号。1957年2月28日，马丁.路德.金成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新闻人物，成了全国黑人团结的象征和标志。
1957年9月，阿肯色州小石城的地方法院根据1954年最高法院关于“取消公立学校中种族隔离的决定”，宣布该市公立学校接纳黑人入学，但遭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坚决反对。9月2日，该州州长福布斯以“防止暴动”为名，派出国民警卫队200人前往阻止九名黑人入学。为了避免事态扩大，艾森豪威尔要求阿肯色州长作出让步，但遭拒绝。9月23日，在州长的挑动下，有1000多白人包围学校殴打黑人，并把8名入学的黑人赶走。

　　9月23日当天，艾森豪威尔发布了第3024号文告，宣布：“我将使用美国的全部权力，包括所需的一切武装力量，以阻止任何妨碍法律的行为和实施联邦法院的命令。”

　　9月24日，总统派101空降师开赴小石城，先后有1000多名伞兵，并下令把州警卫队改编为联邦部队，由联邦政府指挥。这是自重建以来，因南部种族问题上对抗联邦而导致军事管制的先例。直到11月27日，空降师的最后一批部队才撤离小石城。小石城事件是战后黑人运动兴起的标志，它预示着反种族歧视斗争将蓬勃地开展起来。

　　声望日高的马丁．路德．金自然成为受打击的主要对象。1958年9月20日，为推销他自己所撰写的《为自由而战》一书，他在纽约一家大商店门口签字售书，被一名黑人妇女刺中胸膛，伤及主动脉，险些丧命。事后，杀人凶手竟以“精神错乱”为由被释放。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征得肯尼迪总统的赞同，在马丁．路德．金下榻的旅馆里安装了窃听器，企图在“亲共产主义”和“性行为不端”这两个敏感问题上抓他的把柄，结果却是枉费心机。接着，当局又罗织种种罪名将他14次逮捕入狱，使他几乎坐遍了美国南方的所有监牢。每当警方要他在坐牢和罚款之间选择时，他都毫不犹豫地选择坐牢，以示他不畏强暴的信念。

　　1960年2月1日，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的农技学院4名黑人学生在沃尔夫百货公司用餐柜台喝咖啡，白人服务员拒绝服务并要撵走他们，由此促发开展了入坐运动，以实际行动挑战种族歧视。它很快波及美国南部50多座城市。

　　它的具体做法是，平静地进入任何拒绝为黑人服务的地方，礼貌地提出要求，得不到就不离开。这是南方大学生深思熟虑运用“非暴力抵抗”的直接后果。参加“运动”的大学生事先都经过严格的训练，包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服装整洁，头发一丝不苟；在进入“运动”时，以最有尊严的目光请求服务。为此，许多大学生遭到围观、嘲弄、甚至身上被浇满西红柿酱。抬他们走，打他们走，他们不走；他们跑到公共汽车上去，人家把他们往下赶，他们也不走，他们只是忍受残忍的毒打。面对这种屈辱，居然不动手。他们不卑不亢、不喜不怒，从学校出来时就带足了书本、文具，得不到服务，就坐在那里做作业，研究学问。有许多大学生在“运动”中被捕。

　　马丁.路德.金早已向他的同胞发生了号召——“填满监狱”。他们在汽车旅店的走廊上“入睡”，在公园“入游”，在公共图书馆“入馆”，在电影院“入观”，在赌场“入赌”，在土耳其浴室“入浴”。他们最后赢得了胜利。这就是马丁.路德.金在美国所领导的这一次针对种族隔离法律的非暴力入座运动。结果，迫使南方社区的几十家联合商店分别在1960年和1961年取消了便餐部的种族隔离制。　
1961年5月，马丁.路德.金领导了“自由乘车”运动，即运用州际公共汽车推广黑人民权运动。是年5月4日，七名黑人和六名白人从华盛顿分乘两辆长途汽车南下，宣布此行的目的是向南部长途汽车上的种族隔离制度挑战。他们在汽车上实行黑白混坐，并使用为白人设置的候车室和厕所。自由乘客的人数在沿途不断增加，他们行经佐治亚、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等州时，都惨遭到……、暴徒的殴打和迫害，仅在密西西比州就有300名“自由乘客“被逮捕。但是，民权人士不畏强暴，坚持抗争，推动了民权运动的发展。马丁.路德.金说：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不会屈服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你们可以继续干你们想对我们干的暴行，然而我们仍然爱你们。爱心是我们唯一的武器。
　
　　1963年4月3日起，马丁.路德.金又领导了反对种族隔离，争取自由平等权利的静坐示威运动。金在伯明翰被捕。1963年4月16日，金牧师在狱中写信说：“压迫者决不会自愿地给人以自由，必须由被压迫者起来要求自由。”“对我们的天赋权利和宪法权利，我们已等待了340年”，“黑人心中怨气太多了，失望已太多了，他们要发泄。应当让他们游行，让他们祷告，让他们进行自由乘车运动。”

　　5月1日，示威群众同警察发生了5小时的搏斗。5月2-8日，政府当局先后逮捕了3000多名黑人。5月26日，在洛衫矶、旧金山有5万多人示威，支持黑人的正义斗争。从5至7月，美国30多州186个城市先后爆发了700起黑人示威。

　　1963年8月28日他领导25万人向华盛顿进军“大游行”，队伍高呼“立即通过有效的民权法案”，“立即取消种族隔离”等口号。金牧师在林肯纪念塔前发表了“我有一个梦”的著名演说。他说：“‘我们认为所有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自明的真理。’我梦到有朝一日在佐治亚州起伏的红土地上，奴隶的后代与奴隶主的后代能够情同手足地相处。…我梦到有朝一日我的四个孩子将能够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在此人们不是根据其肤色，而是根据其品行来衡量他们。…我梦到有朝一日所有的峡谷都将垫高，每一座大山都将挖低，崎岖的地方将变成平原，扭曲的场合也将修得笔直，‘主的光辉将为全人类所共同瞻仰。’”

　　这一斗争终于使国会通过了1964年民权法案，授权联邦政府取消公共膳宿方面的种族隔离，宣布在公营设备方面和就业方面的种族歧视为非法。

　　马丁.路德.金深受印度民族英雄甘地的影响，认为战胜邪恶与偏见的最有效的武器是非暴力和道德感召力。1964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领奖时，他宣称：“总有一天，地球上所有的人都会看到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宇宙的哀号将变成友爱的诗篇。”

　　1964年至1968年黑人运动进入武装抗暴阶段。1964年7月18-23日，纽约市哈莱姆区数千黑人抗议警察枪杀黑人儿童，同几千名警察搏斗了一昼夜，揭开了斗争的序幕。

　　1965年3月21-25日，金牧师在约翰逊的军队保护下，领导3000多群众由塞尔马向蒙哥马利和平进军。1965年8月11-19日，在洛衫矶的瓦茨区发生黑人武装狙击……暴行的事件。同年8月12日，在芝加哥的湖西区也发生了黑人同2000……的两天武装冲突。这一年黑人武装抗暴斗争发展到9个城市。

　　1965年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起“平权行动”，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受的委屈折算成现实的利益。

　　1967年有128个城市发生了抗暴斗争。7月中，在新泽西的纽沃克发生了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到1967年，一半以上的南部黑人登记投票，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

　　1968年4月，金牧师发动一个向华盛顿进军的贫民运动。4月3日，他率领6000名抗议者进军孟菲斯，在共济会教堂发表演说手：“我到了山顶”。4月4日下午6时左右，金和几名助手在下榻的洛兰汽车旅馆306房间内进晚餐，同时在聚精会神地考虑当晚将举 行的集会。晚餐后，金沉思着走到阳台上，把臂肘支在栏杆上面，凝望着远方渐渐消逝的余晖。突然，一声刺耳、清脆的枪声响起，金立刻挺直腰身，用手捂住自己的脖子，扬起充满愤怒的脸，慢慢地仰面倒下了。当晚7时零5分，医生宣布：由于子弹炸开了大动脉血管，切断了颈髓，金溘然长辞。时年还不足40岁。他的不幸去世引起了全美国黑人的巨大悲痛。1968年4～5月全美有172个城市爆发了200多起黑人维权抗暴斗争。1968年4月16日，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指出这是美国“政治危机和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 在美国黑人心目中，马丁.路德.金是他们的英雄和骄傲。

　　送葬那天，约翰逊政府不得不下令所有政府机关下半旗致哀。4月10日，国会马上通过了消除在住房方面种族歧视的民权法案。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金的斗争手段是成功的，他的斗争在当时有利于黑人，而不利于美国统治阶级和种族主义者。

　　1982年12月2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在国会大厅为马丁.路德.金树立一座半身雕像，这在国会大厦里是第一位黑人领袖塑像。1983年10月19日参议院又通过决议，规定每年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为全国性的马丁.路德.金日。以此表达美国人民和政府对这位伟人的感激和敬佩。他同甘地一样，不但成了他本国良知的代表，还成了人类良知的代表。

　　他的努力，使占美国总人口12%一个人群、2000多万黑人，不折不扣地回归了和白人相同的公民权利。在20世纪结束之前，白人早已习惯了大量的黑人官员、黑人警察、甚至黑人部长、黑人军队首脑，甚至已有了不少白人与黑人的通婚；而在二十一世纪开始之际，甚至有黑人鲍威尔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

　　一位有影响的分析家曾经指出，“黑人教会是现代民权运动的组织中心……教会提供了有组织的群众基础；经济上独立于白人社会、具有良好管理人和资源技能的牧师领导者；向抗议活动提供资助的财政基础；以及群众共同商讨斗争战略战术的聚会场所”。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林科恩认为：“黑人教会还是美国黑人的文化之母、自由的冠军和文明的标志，扮演着学术讲堂、音乐学校、公共论坛、社会服务中心、政治学会和财政支持的历史作用”。

　　孟德斯鸠说：民主政体的基础是公民的品德。因此，民主的实质就是神主。他的反面是专制、人治，它不需要什么品德，它的基础是恐怖。

　　是的，专制必须是恐怖的，但长期专制，单靠恐怖是不够的，还需要加上欺骗。人不同于动物，是因为人有灵魂。仅仅控制了人的肉体，是低档次的。要想使专制政权长期稳定，还必须控制人的灵魂。儒教就是控制人们灵魂的工具。中国社会超长、超稳定的专制政体，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奇特的现象，原因就是中国人信奉为专制服务的儒教为国教。

　　儒教是一个设计精致的愚民工具。《墨子》里有个故事，孔子和他的弟子被困在陈蔡之间时，没吃的，饿了几天，子路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些肉来，孔子问都不问肉从哪里来的就吃，后来孔子参加宴会，肉割得不正就不吃，弟子疑惑，孔子说，此一时，彼一时。多么的虚伪，吃饱了就搞这套愚民的把戏。梁启超指出，中国几千年政治，无非愚民、柔民、涣民、驯民之术，无非“遂使举国皆盲瞽之态，尽人皆妾妇之容”（《中国积弱溯源论》）。

　　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里没有一个“真”字，更谈不上追求真理、追求自由了。儒家的“智”在中国演变为鬼计、权谋，“信”被牺牲。

　　儒教不是教人诚信的吗？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子贡问道：“怎么样才可以算士呢？”孔丘说：“对自己的行为有羞耻心，出使外国不辱君命，就可以算士了。”子贡说：“请问那次一等的呢？”孔丘说：“宗族里称赞他孝顺，乡亲们称赞他敬兄长。”子贡说；“请问那再次一等的呢？”孔丘说：“说话定守信用，行为定有结果，这是倔强固执的小人那！也可算是次一等的了”（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君子坚守正道而不拘泥于信用）（《论语.卫灵公》）。

　　韦伯(德国社会学家，1864～1920)说：中国文化里没有惧怕上帝的心理，所以中国人缺乏心灵的约束力量。只要不被人发现，就等于那件坏事从来不曾发生，行恶者也不会在内心进行自我的道德谴责。中国人的道德不是来自个人的内心体验，而是一种外部压力，是“他律”而不是“自律”。在中国人的道德中，不是不能干坏事，而是不能在别人知道的情况下干坏事。这是对来自社会的可能惩罚的计算与应对。中国人对是非的评判标准来自外界，所以，谎言才能够产生、并经久不衰，因为谎言可以逃避责罚、可以保住官位甚至官运上升。
儒家谨小慎微的自我控制出自要保住他的“面子”。儒家专注于自己的外表，掩饰自己，认为别人也在掩饰自我，这种普遍的不信任妨碍了信用和企业活动。没有信任就没有信用，没有信用就没有正常的商业活动，所以，资本主义在中国得不到正常的发展。

　　近现代社会从国家的政治、外交到民间的贸易、雇佣，都以契约的形式进行，近代社会被称为契约社会。发达国家都把契约看作有绝对的约束力，应无条件地执行。对契约“马马虎虎”的中国人，易被指责为是不可信赖的伙伴。

　　孔子主张父子相隐、为尊者讳，也就是说要隐瞒真相、要说假话。“以无耻为成熟，以狡猾为智慧”的行径是渎神的，对于基督徒而言，孔子是一个不义的人；因为“不许欺诈”是耶和华的绝对命令。“说谎的，你必灭绝；好流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神说，魔鬼是“说谎人的父。”当我们说谎时，便表示我们是魔鬼的儿子。谎言重复一千遍还是谎言，谎言可以蒙蔽所有人于一时，可以蒙蔽某些人于永久，却决无永远蒙蔽所有人的可能。
　　
　　耶稣没有诡诈或伎俩，面对那些预谋致他于死地的人，他除了从从容容地走上十字架“送死”之外，什么事情也没做；他没有用“兵不厌诈”的权术去谋害敌人，或者用不可告人的阴谋煽动他的追随者们起来反抗那些压迫者…总之，他心地单纯、没有任何的诡诈。
　　
　　宪政民主和法制社会的关键是守约精神。“重法轻智”的守约精神一直贯穿在整本的圣经之中。在圣经里，亚当和夏娃吃因吃了“知识果”而犯罪，最终被上帝驱逐出伊甸园。
　　
　　宗教是信任的根基。美国人深受圣经价值观的熏陶，多半诚实单纯，他们心里没有什么城府，不会很多东方人的计谋诡诈，而是直来直往，坦坦荡荡。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简单，造就了他们强烈的守法意识，及个人品德意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法规、制度、程序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个人的品德和诚实，如同生命一般。没有聪明才智，他们不会感到惧怕，而一旦没有了秩序和法则，对于许多的普通美国人来说，简直就是如同世界末日一般。
　　
　　人要一个高于他的神在他的上空无时不刻盯着；这样，任何制度、礼仪才能深入人心。尊天、敬地、信神的人对是非的评判标准来自内心，他追求的是内心的平静和安宁、绝不会撒谎，无须告密。在美国，执政D暗录反对D开会的音，所有的人都会反对，连总统最亲近的盟友都会反对。从利益而言，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盟友是不该反对的。当他们听到录音带的消息后，大都背叛了尼克松。为什么？他们是基督徒，基督不许说谎。
　　
　　毛泽东面对来访的尼克松的女儿女婿满脸困惑地说：“我就想不通你们美国人是怎么搞的，几盒录音磁带就把一位总统赶下了台呢”？尼克松的女婿艾克（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的孙子）试图向他解释这是美国政治制度运作的结果，毛挡了回去：“那都是假的”。“水门事件”在毛看来是太小的事，可在美国人看来，却足以失去对一位国家元首的信任。
　　
　　刘易斯.博洛尔说：“对政客们不诚实的欺诈之举持无所谓的冷漠态度是一个民族在道德上病入膏肓的标志”。一个没有圣经只有“三国”的民族，在玩各种各样的诡计方面是走火入魔了。所谓“法律象绳子，胆大的跨过去，胆小的钻过去，只有老实人被它捆死”，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报应就是，你玩死我，我玩死他。皇帝玩臣子，臣子耍皇帝；权大的玩权小的；权小的玩无权的。玩阿玩，玩到有一天大家全玩完。

尘缘

向米国开国元勋们的崇高人格、伟大境界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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