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现象”传染病

浅水游

转载自《中华读书报 》
　　作者：税海模

　　国内外对郭沫若曾有各种评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东成教授2005年10月在“三味书屋”讲到了“郭沫若现象”。郭沫若他能在变幻不定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及时地快速地也是天才地提供文艺作品为当时当地的政治服务，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王东成举了具有郭沫若特色的三首诗词为证：

　　在1976年毛泽东9月9日逝世后，“四人帮”就擒，此时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饮酒祝贺喜讯，以“三个公螃蟹，一个母螃蟹”作为最好的下酒菜，都普遍吟诵郭沫若的《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1976年10月21日首先发表于《解放军报》，11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也就是发表《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五个月以前的1976年5月20日，同一个郭沫若写下了另一阕牌名仍为《水调歌头》的《四海〈通知〉遍》

　　《水调歌头?四海〈通知〉遍》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在演讲中，王东成还为我们朗诵了郭沫若的另一首诗（不知是不是全文）。那是1966年6月5日，文革刚开始不久，江青开始在这场浩劫的历史大悲剧出头露面的最初公开亮相之时，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罕有的国际国内作家的一次聚会——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５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闭幕词，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好学生向毛泽东导师表了忠心之后，郭沫若仍感意犹未尽，向在场的江青即席朗诵了新作：“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当然，我们还记得正是这位文艺界和科技界的领军人物，郭沫若公开表态，应当烧掉他写过的所有的书。我们也知道，这个烧书、砸文物的历史任务不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是郭沫若赞扬的“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江青领导下的文革小组所支持、操纵的红卫兵完成的，经过最高统帅和副统帅亲自检阅的百万红卫兵“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在首都又在全国打砸抢烧杀的伟大得无以复加的大革命中充当了历史上不光彩的“英雄形象”。

　　我和王东成绝对无意为郭沫若作历史评价，但是从上述三首诗词中确实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社会中存在一种特殊的“郭沫若现象”。政治上需要什么，我就能作出诗词、提供文艺作品或理论阐述，证明当权者的话是绝对真理，至于知识分子的学术道德、人格良心等等都在泛意识形态化的大环境下溶化到虚无世界了。

　　“郭沫若现象”是不是只在文革时期有，文革后就没有了呢？是不是只在过去有，现在就没有呢？不是！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郭沫若现象”。“郭沫若现象”是不是只在文艺界的诗词中表现出来呢？在经济学、政治学的研究报告、长篇论文中，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家的关于重大决策方案和政策、口号的学术性文章中，可以找到各种形式的郭沫若现象的表现。从三门峡到三峡方案可行性论证上，从“率先实现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到“把贫困留给20世纪”的口号的诠释性文章中，都可以找到郭沫若现象：跟风，只唯上、不唯实。我承认，我自己也有过类似于郭沫若现象的拙劣表演：我不但宣传过连自己也不相信的“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农林牧副渔各项主要作业机械化程度要达到70%以上，1985年要达到80%以上”的口号，还在《自然科学争鸣》杂志上写过（主要调查人、执笔人）《华主席关怀农业机械化》。但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我懂得了，人应当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有自己的头脑和自己的思想，我不再想做小郭沫若现象的演员了，我不愿再写令自己和子孙脸红的文章了。

浅水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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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l.sina.com.cn 2005/07/22 15:39 中华读书报

　　作者：税海模

　　近年来郭沫若研究总体上处于某种徘徊之中，具体表现为：建国前的郭沫若研究多，建国后的郭沫若研究少；情绪化的颂扬或贬抑多，学理学术方面的研究少；生平思想创作的梳理评述多，立足当代理论语境发掘其文化价值的少。其中，研究郭沫若的晚年岁月，即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郭沫若的，尤其少。这种学术面貌终于有所改变。2004年6月，冯锡刚先生的一本32万字的学术专著《郭沫若的晚年岁月》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可谓是郭沫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收获。

　　该书围绕郭沫若是“一身而兼三任的文学家、学术家、革命家”这一特殊身份展开论述，在波诡云谲的“文革”大背景下，钩沉、考证史实，梳理、辨析史料，诗史互证，论从史出，对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作了不乏新意的阐释。

　　书中对晚年郭沫若革命家心路历程的解读，最精彩。“郭沫若也在政治漩涡中苦苦挣扎”，实为全书的点睛之笔。“文革”作为一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郭沫若是“很不理解”的。但是，郭沫若凭其诗人的敏锐，感觉到形势发生了微妙而重大的变化。从1965年起，他就开始取一种“适度靠近”党内意识形态专家的姿态，在组诗《大寨行·重到晋祠》中称赞康生：“康公左手书奇字”；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中，他“公开引用康生的观点及其提供的五条史料作为立论的重要依据，在文章中公开写明陈伯达向他推荐的重要史料的出处”。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点名批判吴晗。郭沫若也写过歌颂海瑞的诗文。1966年元月下旬，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向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辞职信，冯著分析说，这是“投石问路”。不久，郭沫若的文坛挚友田汉和史界知己翦伯赞，相继被报刊点名批判。4月10日，在人大常委会上，郭沫若全盘自我否定，说“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该书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文革”伊始，郭沫若即做好了思想准备，把自己摆在“革命对象”的位置上。

　　令郭沫若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列席参加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还成为“九大”中央委员！该书分析说，这其实是毛泽东希望借助郭沫若的崇高文化名望，以张大文化大革命的声势。确实，在当代中国文化界中，像郭沫若这样具有跨学科的众多成就的没有第二个人。但同时，郭沫若确实在不少方面犯了“文革”的忌讳：他曾在历史剧中“美化帝王将相，歌颂才子佳人”；他还一直尊崇孔子儒家；流亡日本期间他“十年没有和党联系”……等等，按照“文革”逻辑，这些都属“横扫”之例。果然，不久就有红卫兵打上门来了。由于周恩来上书毛泽东，获准对其保护，郭沫若才得以幸免被追究。

　　“文革”中的郭沫若“没有野心而只有忠心，要说私心就是力求自保，不要蒙上‘晚节不终’的恶名”。在当时“文革”极左的历史语境中，有诗文见报就是“革命”的象征。郭沫若的“文革”诗词，相当程度上是出于自保的一种政治站队。他1967年6月30日在《沁园春》一词中，写“赫鲁晓夫，公然内在，铁帚无情定扫完”，对“打倒刘少奇”这一重大政治变局表态；1975年“批判右倾翻案风”时，他在《水调歌头》一词中，批判“走资派，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都当作如是观。该书中的这些分析，都是颇有见地的。

　　作者高度重视郭沫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情结”，将其看作是打开郭沫若晚年心扉及其“复杂性”的钥匙。这一个人崇拜“情结”的形成，不仅因为毛泽东的革命丰功伟绩和当时的极“左”时代氛围；而且还有毛泽东对于郭沫若的知遇之恩，加之他们都具有诗人气质等原因。郭沫若在临终遗言中说：“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该书强调，郭沫若分明是把毛泽东思想看成为“毛主席”个人的深不可测的“思想”，这就可能导致非理性的“绝对崇拜”。该书分析1966年亚非作家大会上，郭沫若向“在座的江青同志”献诗，“固然有迎合这位权倾一时、喜怒无常的‘文革旗手’的因素(连周恩来都不能不忍让再三、委曲求全)，但更多的恐怕还是视之为毛泽东的政治代表。故对江青的颂扬本质上还是对毛泽东的崇拜。”正是出于这种个人崇拜“情结”，郭沫若在打倒“四人帮”之后，还把自己“文革”中所写的大量歌颂毛泽东及“文化大革命”的未刊诗词，编入《井冈山巡礼》和《沫若诗词选》出版面世。

　　此外，该书还从党内“路线斗争”的角度，分析“文革”中的郭沫若。在“文革”新贵江青一伙眼中，主持国务院的周恩来是他们夺权的障碍和必欲除之的“眼中钉”。他们的夺权策略之一，就是拉拢或“揪出”亲近周恩来的人。郭沫若几度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周、郭两家的关系一直不错，而且周恩来也确实对郭沫若及其子女有过关照。因而郭沫若成为江青“倒周”的突破口，她先拉拢郭沫若，“几次要郭沫若担任样板戏的顾问。‘九大’前后，还以安全和就近请教为名，要郭沫若搬到钓鱼台住。”其后，造反派绑架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抓住到底是“谁包庇了反动学生郭世英”这个问题穷追不舍，即颇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嫌。“以周恩来当时的处境，刑讯逼供者确有因当年过问此案而敢于将矛头指向他(周恩来)的可能。”郭沫若当时没有听从妻子于立群的建议，不以郭世英被绑架一事请求总理出面干预，该书分析说，这是郭沫若“对周恩来的处境甚为清楚，对世英一案可能引出的关涉也很清楚”！郭世英因此被迫害致死！批林批孔时“路线斗争”逐渐明朗化，张春桥、江青轮番纠缠郭沫若，要他写文章“批秦始皇的宰相”，郭沫若始终保持沉默，成为他十年“文革”中最光彩的一页。

　　对文学家和学术家的郭沫若“文革”中的作为得失，该书也作了独到的论析。

　　作为文学家，郭沫若的“文革”诗文总体上乏善可陈。其大量为“文革”歌功颂德之作，因袭“文革”话语，并无多少诗意与诗情，其主要功能在于政治站队。唯有一首《水调歌头》，如实地反映了“文革”真相：“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初五日，零时倾，饬令严。限期交待，如敢抗违罪更添。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蓝。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该书分析，该词“不但对作者在1966年八九月间所遭遇的红卫兵冲击留下了一份历史的记录，而且也是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当时真实心境的实录。”可惜《沫若诗词选》和《郭沫若全集》中均未能收入。“文革”期间，偶尔政治气氛稍微宽松时，郭老也会写出一些颇有情趣的诗句，然而他却总要画蛇添足，来几句政治高调，使之流于平庸。如《水调歌头·题卧蕉图》和《水调歌头·追忆游采石矶感兴》，都有这种现象。以意识形态伤害诗兴诗意，是郭沫若后期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文学现象。尽管如此，如果诗人确有刻骨铭心的生命感受时，郭沫若也能写出一些传世佳句来。该书分析，郭老为“四人帮”所作的文字“漫画”：“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这种简劲传神的社会形相的勾勒，表现出诗人不愧为大手笔。”但是，由于他始终未能摆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所以“自粉碎‘四人帮’直到1978年6月去世，郭沫若并未走出时代的泥淖。他的几十篇诗文所显示的精神状态一如整个时代：徘徊中的行进”。这些分析都相当精彩。

　　作为学术家，晚年郭沫若的主要作为集中于专著《李白与杜甫》和考古方面。该书认为，《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固然与郭沫若富于浪漫气质有关；但同时也应看到，恰好毛泽东也“扬李抑杜”。本来将李、杜并称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郭沫若，在“文革”中否定自己先前的看法，“将伟大领袖的审美情趣拔高为评衡文学艺术家历史地位的准绳”，也是写作该书的重要原因。冯先生认为，《李白与杜甫》虽然表面上看是“反潮流”的翻案之作，实际上却恰恰在迎合“文革”中“个人崇拜”的最大时尚。至于在考古方面，“文革”中郭沫若受政治功利主义的影响，先入为主地使学术服从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从而在考证《坎曼尔诗笺》时，导致他发生了把作假赝品认作出土文物的轻率失误。该书认为，“文革”中郭沫若作为考古事业组织者和指导者的贡献，则“是经过了时间的检验而更值得世人称道的德业”。

　　该书不仅为继续研究晚年郭沫若搭建了一个资料“平台”；其敢于实事求是地正视学术难题的勇气和自觉性，似乎更值得郭研界重视。如果说该书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述”多“论”少，理论思辨方面显得相对薄弱了些，一些判断往往点到为止，未能继续深入下去，读后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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